《风雨琳琅》的十年因缘

    ■冯俊文

    十年倥偬，风雨琳琅。关于这段故事，很容易想起1936年春，林徽因在北京写下的那首《无题》——“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心才真能懂得这时间的距离，山河的岁月”。

    2012年某个春末午后，《梁启超传》的编辑已近尾声。作者解玺璋老师是评论名家，在我们北京外馆斜街23号院的办公室，递来一本《百年家族：林徽因》：“这个作者不错，你看看。”那几年，林徽因的“民国才女”形象深入人心，各种有关她的花边新闻长期高烧不退；市面上有些很畅销的林传，不忍卒读；少数几本写得严肃、郑重的，或可读性不够，或涉及的层面有限。反而这本写于2003年的家族传记，新华略显仓促的“少作”，已然显露出她的叙事天赋，以及对林徽因巨大的热情和共情能力。如今回想，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似乎她与生俱来——不仅对林徽因，而是遍及她所珍视的朋友们。

    只用几分钟，翻看完简介、目录及前三页，决定向这位年轻的历史学者约稿，重写林传。恰好在不久前，见过南开大学李冬君老师，按图索骥，找到新华的电话。做出版这个行当，除了眼光、见识，有时候还需要一点“密瓦涅猫头鹰”般的直觉和运气——电话打过去，她一口答应。接着，就是意料之外，漫长的等待。

    那时的新浪微博，是我们联系的主要平台。催稿方式五花八门：短信、评论、私信，寄上带有催促意味的新书等。新华面皮薄，压力之下，微博发得也少了，见到北京的电话就紧张。那年底，她送了我一条蓝白斜纹的杰尼亚领带，作为新年礼物。

    当时年轻，不能体会一位带着四岁孩子的母亲，本职工作之外，照顾一家老小的压力。生活之余，能够用于写作的时间，想必相当有限，何况这还是个“慢热的完美主义者”。当然，于我的情况，她也不甚了了：收到这份礼物，感怀于她的用心；同时也微觉诧异，它似乎远在我的生活之外。

    2014年初，我从原单位离职，一年多以后，离京南下开启一段新生活，催稿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绵绵若存”。有时被她微信点个赞，就顺势催几句，偶尔也会讨论一下写作进度和写法。我们对于彼此，始终是那个遥远而笃定的存在。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似乎她始终心怀惴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自信。尤其对于自己富于情感、抒情化的写作风格，以及叙事方式，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直至2016年下半年，她才进入“快车道”：“最近像个清教徒，每天赶稿。生活就是写字，跑步。”“金岳霖和林徽因的事，也是重新整理了资料，线索。”《南渡》《北还》《时间开始了》……一章章陆续发来。2016年8月1日，她说：“写完了，在大台风的夜里。”

    2012年约稿，2017年初定稿，2020年出版，八年时间呼啸而过，我们始终未曾谋面。然而，2020年底的深圳初见，却如时隔多年，老友重逢般亲切自然。

    心中设想，这本书最好的归宿是理想国。因种种缘故，落在了中信出版社。最终成书53万字，816页，注解占100多页。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大概是去掉“滤镜”，还原了林徽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面临工作、家庭、文学理想、文化冲突和战争离乱、家国世变等诸多“矛盾的现实”，具体而微的真实人生。或许是因为这份“具体而微的真实”，《风雨琳琅》出版后，收获许多真诚的感动：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读毕，来电谈道：“这本书写的非常细致、精致，于林徽因的传记而言，我想是正本清源的‘定稿’了。”于她，于我，《风雨琳琅》都成为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道刻痕。

    2021年末，准备来匹兹堡大学访学的诸多琐事。新华送了我几件“常青藤风”的衣服，作为临别礼物。收拾东西时，那条从未戴过的条纹领带，兀自出现。让我产生片刻恍惚：这么多年的时间，如此剧烈的人生翻覆，它却穿越山河岁月，光洁如初。于是，为此写了首诗，作一场珍而重之的告别。

    如今，这条领带终于有其切实的用途。戴着它参加本地华人春晚、匹兹堡大学的各种活动，这么多年的人、事、物，如窗外的夜雨，在身后纷纷扬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