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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岩窟宝藏抵得上敦煌莫高窟的丰富。
莫高窟目前已发现的文献，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延绵千余年，跨越三国、两晋、梁、陈、魏、周、隋、唐、西夏、元等十多个朝代；藏品总数近五万卷，除佛经和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包括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艺术和民俗等，记载所用文字丰富多样，有古代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文化交流有无比重要的作用。
然而，莫高窟藏经洞的这些封存千年的宝藏现在大部分都不在中国。
百余年前，数以万计的敦煌遗经被不同国家的“探险队”劫掠、运走，分散到了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多个机构里，而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经只有八千余件，不到藏品总量的五分之一。
这些被迫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瑰宝，多是敦煌遗经中的珍品。
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它收藏的敦煌壁画构图精准生动，线条流畅典雅，配色绚丽辉煌，令人叹为观止，馆内还藏有唐朝名臣李淳风亲手绘制的《全天星图》长卷，长3.94米，宽0.244米，呈卷宗式样，墨字黄卷，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其星座之全，方位之准，举世震惊。这幅图出现的时间距离天文望远镜发明还有几百年，西方天文界一直没有弄明白，唐朝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定位那些用肉眼无法发现的星座，绘制出这幅星象图的。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国学大师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后面，是中华民族至今滴血的伤疤。
这段伤心史，要从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说起。
王圆箓是一个替时代背负千古骂名的道士。他的名字最初被人知道，是在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里。余秋雨说，莫高窟的住持王圆箓“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但王圆箓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目不识丁的王道士出身贫苦，他到莫高窟时，敦煌已经走过了自己烟火如织的盛世，成为人迹罕至的戈壁，佛窟亦多为流沙湮没。王道士住下来后，发愿扫沙开洞，修建道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通道里的沙石清理干净。当他准备在一处石窟立新的塑像时，工匠在入口右侧壁画上发现一处裂痕，裂痕里可见一堵砖墙，打开后，出现了后来改变他命运的藏经洞。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这个石窟是现在的莫高窟第17窟。
王道士很高兴。他希冀着凭这个发现，能从官府要点修缮的钱资。他不知道，此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八国联军的枪炮打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
王道士从藏经洞选了两卷品相好的经文，徒步五十余里，找到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择，然而这位白丁县令头都不抬就把王道士打发走了。王道士心有不甘，又给安肃道道台延栋送去一箱经卷，延栋说经卷上的字还没他自己写的好看，再次把王道士赶了出来。
两年后，敦煌县令改为汪宗翰，王道士又把藏经洞发现的经卷给他送了一些过去。汪宗翰进士出身，看到经卷，马上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金石大家，被送到眼前的经卷所震惊，立即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经卷文物悉数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掐指一算，从敦煌到兰州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于是藩台衙门直接回复：没钱。
王道士死心了。他跑来跑去找这个官员那个官员，非但没得到一文钱的奖励，还白搭进去一笔笔运费和时间，耽搁了修整莫高窟的正事。他得到的最后命令，就是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
这一等就是七年。但他等来的不是官府的回应，而是一场敦煌的浩劫。
这方封存千年的宝藏之地，成了盗贼们的天堂。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聘请中国师爷蒋孝琬为翻译，利用玄奘取经的故事，告诉王圆箓说自己是玄奘的信徒，来取真经回印度，然后以四锭马蹄银换了24箱写本和5箱绢画。四锭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这样的代价便宜到连斯坦因自己都坦言“简直不可思议”。后来他再次“买”走了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
作为第一拨劫掠者，斯坦因所获最丰，他所劫掠的敦煌文物目前大部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及大英博物馆。
继斯坦因之后来到敦煌的劫掠者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与斯坦因不同，斯坦因不懂中国文化，只能随机挑选经卷写本，而伯希和是汉学家，知道哪些文献价值更高。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伯希和守在藏经洞翻检了所有文献，最终以700两银子的代价，挑走了5000卷文献，1500件写本，200多幅画卷、幡幢，外加38件大型绘画。全都是敦煌宝藏中的精华。伯希和还让随行的摄影师在莫高窟各处拍摄照片，其中376张照片在巴黎出版，名为《敦煌的洞窟》。这些影印本和照片都是非常珍贵的敦煌学研究资料。
伯希和之后，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在这场浩劫中依次登场。橘瑞超从敦煌带走了400多卷文书、雕塑、两尊彩塑佛像；奥登堡带走了一万多件文书残片，几十尊彩塑，以及切割下来的16幅完整壁画和60多块壁画碎片；华尔纳用化学试剂剥离了12幅壁画，还强行切下一尊半跪菩萨像带走。
他们用毁灭性的方式进行野蛮切割，掘开墙壁，剥走壁画，留下惨不忍睹的断壁颓垣。塑像不能带走全部，就取下头颅。壁画不能全部切下的，就剥离最精华的部分。用化学试剂剥离壁画的方法对墙壁极具破坏性，而且风险很高，没有提取成功的壁画会被全部毁掉。
遭野蛮洗劫的敦煌留下伤痕累累的断壁颓垣，至今触目惊心。
据说，在莫高窟藏经洞一卷《般若心经》后有补记的一篇短文：
“维时景佑二年，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
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而今，这些承载着千年光阴的辉煌，连同“伏愿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的祝福，都已成为他国之璧，或在异国他乡的橱窗，或被海外藏家秘密收藏不见天日，杳无归乡之期。
《敦煌往事》是从日本人的视角记录敦煌浩劫的文字作品，作者是日本知名作家、夏目漱石弟子松冈让，该著为日本“敦煌热”三大标志性作品之一。
全书围绕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中被发现的的经卷文物展开，以史实为基础，讲述了英、法、日三国探险队在敦煌盗宝的经过，如实记录了“文化侵略古战场”的敦煌往事。
对于出身佛门的松冈让来说，敦煌既是千年的传奇，更是熠熠生辉的佛教传承圣地，他一生都向往敦煌，却无缘踏足半步，因此生前说：“有生之年无法踏上敦煌的遗憾，我已尽数写于此书之中。”作者笔下既有对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华尔纳等的批判，也洋溢着对敦煌的挚爱与痴情。于今读来，不免有另一番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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