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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7月19日 星期三

    “红皮本”《呐喊》,不应忽略的鲁迅著作出版特例

    谷兴云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7月19日   14 版)

        1923年初版《呐喊》

        1976年10月版《呐喊》

        1923年8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在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社出版(该社《文艺丛书》第3种)。这是五四新文学(以《狂人日记》发表为标志)以后,体现时代新思潮和文学革命新成就的小说集,也是从问世以来,至今依然影响广泛、受读者欢迎(被列为全国中学生课外读物)的现代文学经典。100年里,历经时代变迁,《呐喊》出版过许多不同版本。其中有一种,被称为“红皮本”的版本,由于出版于特定年代,是十分稀少而珍贵的版本,而且,这一版本又产生一种特例,值得回顾与研究。

        鲁迅著作的两个系列

        鲁迅的文学创作,从小说开始(首篇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文学作品的结集出版,也是从小说开始,即最早的《呐喊》。此前有一本《中国矿产志》(1906),也属于他的著作(与友人顾琅合著),但署名是周树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鲁迅”的著作,且非文学创作。

        自《呐喊》开始,鲁迅文学著作的出版,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大致说来,可区分为两个系列:单行本系列,全集系列。

        单行本系列

        按其生活时期,以及初版时间先后,有:

        北京时期(1912—1926)——《呐喊》(1923.8)、《中国小说史略》(专著,上,1923.12;下,1924.6)、《热风》(第1本杂文集,1925.11)、《华盖集》(第2本杂文集,1926.6)、《彷徨》(第2本小说集,1926.8),5种。

        厦门、广 州 时期 (1926—1927)——《坟》(论文集,1927.3)、《华盖集续编》(第3本杂文集,1927.5)、《野草》(散文诗集,1927.7),3种。

        上海时期(1927—1936)——《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9)、《而已集》(第4本杂文集,1928.10)、《三闲集》(第5本杂文集,1932.9)、《二心集》(第6本杂文集,1932.10)、《两地书》(通讯集,1933.4)、《伪自由书》(第7本杂文集,1933.10)、《南腔北调集》(第8本杂文集,1934.3)、《准风月谈》(第9本杂文集,1934.12)、《集外集》(第10本杂文集,1935.5)、《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1936.1)、《花边文学》(第11本杂文集,1936.6),11种。

        逝世以后(1937)——《且介亭杂文》(第12本杂文集,1937.7)、《且介亭杂文二集》(第13本杂文集,1937.7)、《且介亭杂文末编》(第14本杂文集,1937.7),3种。

        以上单行本均为鲁迅亲自编定或审定,是鲁迅著作的典范版本。

        全集系列

        《鲁迅全集》的编纂、出版始于鲁迅逝世以后,经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期,至今已先后出版5种版本:

        1938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收著作(1—7卷)、辑录古籍(8—10卷)和译文(11—20卷)。32开,直排,第1卷卷首有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末卷有附录:《自传》《鲁迅先生年谱》(许寿裳编)等。这是第1部《鲁迅全集》,具有开创意义和导引作用。

        1958年版(10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专收文学著作(包括创作、评论、文学史专著)和部分书信。大32开,横排,每卷正文部分后附有各篇作品的注释。

        1973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1938年版(20卷本)的重排本,内容与原版相同,32开,由繁体字改为简化字,由直排改为横排,无注释。

        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版以1958年版为基础,增加新编《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3种,首次收入《鲁迅日记》,并已收集到的全部书信,对原注释作了修订和增补,校勘比原版本精细。

        2005版(18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版由1981年版的16卷,增至18卷(书信、日记各增加1卷)。相比上一版,这一版本的修订,在佚文佚信补收、文本校勘、注释增改等方面,均有明显进步与提高。

        特殊版本“红皮本”

        所谓“红皮本”,是研究者、爱好者的说法(简称),其正式名称为: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征求意见本)。这是一套特殊的鲁迅作品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0年代中后期陆续印行。“红皮本”之名,得自于它统一设计的封面,其颜色为绛红(近于紫红)。这套单行本,共27种,28本(《集外集拾遗补编》分为上卷、下卷两本),包括:

        《坟》《呐喊》《野草》《热风》《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辑录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顺序参照20卷本《鲁迅全集》,书名据各书实名)。

        它之为“鲁迅作品的特殊版本”,其特殊性,见于每本书的“编印说明”(印在扉页后)。文称: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视工作进行情况,陆续将各书的注释初稿先行排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恳切希望同志们就本书各篇的题解和注释的内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据以修改。修改意见请径寄我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八月

        (据《且介亭杂文》的“编印说明”,后出的其他单行本,文字有的有所改动)。

        细一点说,其适应对象是“广大读者”。据主事者(鲁迅著作编辑室)言:这套单行本的注释,“着眼于普及”“以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王仰晨:《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下称“《十年》”)。承担注释任务的,是社外群众:“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实际上,主要是有关高校的教师。印量有限(每本只印400册),“专供征求意见之用”(在扉页上,印有“征求意见本”字样);即,非正式出版,不发行。除注释外,各篇都有题解,其内容是“扼要说明该篇的历史时代背景、针对性和主题思想,以及当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等”(《十年》)。

        “红皮本”的意义,在于它的“空前绝后”(这种加题解和注释的普及性单行本,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绝无仅有”),还在于它存世量(持有者)稀少,难以求索(因应形势变化,嗣后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回看鲁迅著作出版史,作为资料和信息,应该记下为“红皮本”付出辛劳和智慧、做出贡献的各本主要注释者。它们是(其名称,据各书所署;出版时间,据“编印说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坟》,1976.10)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集外集》,1977.2)

        南开大学中文系(《彷徨》,1976.5)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华盖集》,1976.10;《华盖集续编》,1977.5)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略》,1979.1)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且介亭杂文》1976.8;《且介亭杂文二集》1977.2)

        南京大学《集外集拾遗》注释组(《集外集拾遗》,1977.11)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野草》,1977.1)

        杭州大学中文系(《朝花夕拾》,1977.2)

        山东大学中文系(《故事新编》,1977.8)

        山东师范学院(《集外集拾遗补编 下卷》,1977.12)

        厦门大学中文系(《汉文学史纲要》,1977.10;《两地书》,1977.7)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辑录古籍序跋集》,1977.10;《译文序跋集》,1977.11)

        辽宁大学中文系(《准风月谈》,1977.3)

        吉林大学中文系(《伪自由书》,1976.10)

        延边大学中文系(《二心集》,1976.10)

        河北大学中文系(《南腔北调集》,1977.11)

        武汉大学中文系(《热风》,1978.5)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花边文学》,1977.5)

        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1976.10)

        广西大学中文系(《三闲集》,1977.12)

        以上21所高校的中文系(或注释组,或未加“中文系”),共注释25本。其中,《且介亭杂文二集》未标示注释者。据《十年》,承担《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任务者,均为“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校名是“上海师范大学”。查阅各本注释者,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承担两种单行本注释任务的,有:天津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四所高校。仅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承担注释任务,而无“工农兵理论队伍”参与或合作的,有:河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三所高校。

        另有3本,注释者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理论组(《呐喊》,1976.3)

        北京电子管厂理论小组(《且介亭杂文末编》,1975.12)

        旅大市《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组(《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卷》,1977.11)

        《十年》云,《呐喊》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是出版社“约请了解放军51101部队、北京电子管厂和我们一起”注释的,由出版社编辑“担任讲解并主持撰写注稿”。即,其注释者实际是鲁编室。《集外集拾遗补编上卷》的注释任务,原来分配给辽宁师范学院,后改为旅大市(辽宁师院所在地);据相关资料,该市专门成立了注释办公室,组成中心注释组,并发动群众,组织了数百个“三结合”注释小组。

        “红皮本”中的特例

        上文说,“红皮本”是鲁迅作品的特殊版本,亦即,它是一套非正式出版,未曾发行的鲁迅著作。但出版社对其处理,也有例外情况,或可称“特殊中的特殊”:“红皮本”《呐喊》及《彷徨》,于出版“征求意见本”后,随即(当年)重排了正式版本,在书店公开出售。在笔者存书中,就有1976年10月版《呐喊》,1976年12月版《彷徨》,系在本地书店购得(后一本的扉页上写着,买书时间“1977.3.1”)。这两本,属于“红皮本”(28本)中迅即正式出版的特例。(此举也许因为,读者阅读鲁迅小说的需求,更为迫切的缘故。)

        以正式出版本与“征求意见本”进行比较,两者外观明显不同:前者的开本(32开),小于后者(大32开);前者封面的上方,印有鲁迅木刻头像,封面颜色为橘红,后者没有头像,绛红颜色。正式版的《彷徨》,相比于《呐喊》,封面设计略有改变,但两版本的注释者相同:《呐喊》扉页背面均印有,“本书注释者: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理论组”;《彷徨》扉页背面印的是,“本书注释者:天津碱厂工人理论组南开大学中文系”。

        遗憾的是,对“红皮本”《呐喊》和《彷徨》于当年正式出版一事,主事者和研究者均有所忽略,在其有关文章和著作中,似乎“不约而同”,对其无记述,不涉及。

        查阅《十年》,关于《呐喊》《彷徨》那十年中的出版,仅见于1976年3月的一处文字:“《呐喊》的‘征求意见本’于3月末出版。其后《彷徨》《且介亭杂文》《而已集》等的‘征求意见本’相继陆续出书。‘征求意见本’除正文、注释外,对每篇作品都做了题解。”对同年10月的正式出版,未着一字。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相关专著或论文中,情况同于《十年》。如,一本专门研究鲁迅著译版本问题的著作,关于《呐喊》(《彷徨》与其相似)历年出版情况的记述,从1973年接着就到1979年,无1976年的记事:其版次记录,有1973年的几种和1978年的一种,不见1976年的版本。(参看《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72、7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再如《〈呐喊〉各版过眼录》一文,从1923年8月(初版),至1981年12月(16卷本《鲁迅全集》出版,缕述其所见诸多《呐喊》版本情状,这对了解《呐喊》几十年中出版概况,极具参考意义。此文述及“红皮本”《呐喊》:“此后,鲁迅著作编辑室就开始进行新版注释工作。1976年10月,又有深红色封面版,与《彷徨》《阿Q正传》两本小册子差不多同时出版,这就是‘红皮本’。这一版,作了新的注释,按照当时的做法,先征求意见,再正式出版。”(唐弢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5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不过,其关于“红皮本”《呐喊》出版时间(实际是1976年3月)、封面颜色(非深红色)等,记述有失精准;而且,只说“先征求意见,再正式出版”,没有说它的实际正式出版(“1976年10月”,实为正式出版、发行的时间)。

        近有一篇研究《鲁迅全集》编注的课题论文,系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其关于“红皮本”《呐喊》,称:“《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的单行本注释”“分别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为尝试和探索,仅在内部发行,专供征求意见使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的“征求意见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期)。此处说法亦有不确处。“红皮本”《呐喊》于“1976年1月出版”,这与《十年》所说(“《呐喊》的‘征求意见本’于3月末出版”)时间不一致。“仅在内部发行”非事实(“内部发行”也是“发行”,只是有别于“公开发行”),实际是,“征求意见本”仅“分发”,未“发行“(《十年》:“‘征求意见本’的分发范围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有关的学术单位、专家、学者等。”对“红皮本”《呐喊》的正式出版,亦不着一字。

        “红皮本”《呐喊》和《彷徨》的正式版本,出版于特定时期,曾经在全国广泛发行,是一种鲁迅著作的重要版本,不应该被忽略。今日回顾,其独特价值在于:

        第一,从读者对象看,它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唯一明确揭示“适应广大读者”“着眼于普及”的鲁迅著作版本,更适宜于鲁迅作品的流布、鲁迅精神的传扬。其注重普及的出版精神,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第二,从注释内容看,相比于其他版本,“注释要详细一些,力求通俗易懂,尽量避免使用较生僻不常见的字词及文言语句”等(《十年》),如此,更符合普通读者阅读的需求。

        第三,从鲁迅研究史、接受史看,据其独有的作品题解,可方便查看和了解特定时期学界对每篇作品的主导性观点,读者大众(包括学校师生)对作品的普遍认知,这有益于鲁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乃至读者的进一步阅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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