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学的一项“大制作”

    作为国家“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一项重大成果，《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日前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但是敦煌吐鲁番学界的重要创获，也是语言学界和辞书界别开生面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此，我们约请敦煌学领域的两位著名学者荣新江教授、伏俊琏教授，以及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教授（第10版）撰文评介，并邀该书主编之一张涌泉教授讲述了该书历时23年的不平凡的编纂出版历程（第10版）。——编者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上下两巨册，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2023年6月15日，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该书的新书发布会。笔者在会议发言中，从敦煌学的学术发展角度谈了几点看法，这里略作铺陈。

    首先这部书给人一个直观冲击就是体量大。我从快递点取回这两册厚重的书，以为是两本，后来才发现是上下册，封面标识上下册的文字在书名的上方，不经意容易被忽略。这部书一册的厚度和黄征《敦煌俗字典》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几乎相同，而这部书是两册。全书总共550万字，21939条，除了前面38页52帧图版，前言、凡例、字头音序索引共30页之外，词典正文、附录（疑难字词待质录、主要参考文献）、条目笔画索引、后记，总计2944页。细审条目内容，作者并没有像有些辞书那样一味追求文字的数量，把许多说明同一含义的语料大量堆砌在一起，而是每条释文大体以三条材料为限，三条材料大多出自不同类别的文献。我记得《汉语大词典》基本上每个词是三条材料，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严格按照辞书学的“家法”。可见这是一部数量巨大而内容充实的“大词典”。我想强调的是，本书不能仅仅说是厚重，而且非常充实。

    这部书给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内容丰富，最突出的一点是收入了大量的典籍之外世俗文书中的词汇。我们知道敦煌写本文献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典籍，也就是传统所说的书籍；另一是文书，也就是各种官私文书。敦煌的书籍有些是传世文献中仍然保存的，有些是与传世典籍同类的佚书，更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中不见的中古时期的俗文学作品，如讲经文、变文、词文、曲子词等，还有书仪、斋文等实际应用的文献。敦煌的官私文书除了有些与传世的政书和文集中的篇章同类，大多数是没有副本的实际使用的原始文书，包括牒、状、辞、户籍、差科簿、事目历等各种官文书，以及书信、契约、寺院入破历、杂写、习字等等。过去研究敦煌语言的人，大多数以敦煌俗文学作品为取材对象，最重要的名著是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嘉惠学界几十年。后来蒋礼鸿先生带领张涌泉等年轻学者编纂《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取材范围仍然以俗文学作品为主，体量没有增加太多。这次张涌泉领衔编纂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从名称上显然承袭自蒋礼鸿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但体量大大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增补来自俗文学作品之外的佛典、道经，特别是大量的官私文书。这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帮助尤多，因为过去中国敦煌学研究者写文章，往往把文书抄录出来，只讨论和自己论文相关的部分，而对于文书的每个词汇并未通解。反倒是西方学者因为要全文翻译所引文书，所以必须要通解全文；部分日文论文在抄录汉文原文之后，做训读或日译，所以也需要通解全文。现在我们拥有了这部大词典，可以对大量官私文书中的疑难词语，不论是实词，还是虚词，都能有所明了。因此，这部大词典必将对今后敦煌典籍和文书两个方面的解读，都会有所贡献。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书虽然冠名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实际上收罗了与敦煌文献具有同样属性的吐鲁番出土典籍和文书中的各种语料。吐鲁番写本中的典籍多为佛经，而且残片居多，大量墓葬出土的文书相对完整，有些文书如衣物疏等，也与敦煌藏经洞出土世俗文书有别。吐鲁番文书的时代从高昌郡时期（327－442年）经大凉与阚、张、马氏政权（442－502年）、麹氏高昌王国（502－640年），直到唐朝时期（640－803年），文书材料较多，而敦煌的世俗文书更多的是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年）到归义军时期（848－1002年），所以吐鲁番文书可以提供一些敦煌文书所没有或语焉不详的语料。过去的敦煌语言词典的编纂，没有大量把吐鲁番材料纳入，现在这部大词典可以说补足了这一缺陷。因此，这部书实际上已经远远越过“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藩篱，可以称之为“敦煌吐鲁番文献语言大词典”了。

    不过，作为西域出土文书的研究者，我检索了本书前言所列的“引用文献”和书后的“主要参考论著”，似乎缺失有关和田、库车出土的西域文书，比如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国华社1915年版或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É.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1913），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21－241页）、E. Trombert, Les manu⁃scripts chinois de D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2000），还有近年来不少文章中过录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文书。如果能将零散的楼兰、于阗、龟兹、据史德等地出土文书中的语汇纳入这部大词典，在同类词条下举一些西域文书中的词例，不仅能够丰富本书内涵，还能为汉语在西域地区的流行情况增添更加坚实的证据。笔者新编《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2022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可为今后这项工作提供帮助。

    最后我想说，这部大词典在提取词汇例句的时候，尽可能依据高清彩色图片，值得称道。我们从书前所举例刊出的图版来看，有来自英国国家图书馆IDP、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数据库、正仓院官网的图片，还有从敦煌研究院申请获得的敦煌石窟照片，有直接申请自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的高清图片。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张涌泉教授也曾请我帮忙联络过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等单位，希望获取高清彩色图片。这种做法的结果，无疑比此前依据像《敦煌变文集》的录文，或后来的黑白缩微胶卷及图片，要更加逼真，识字更为可靠。有些图版只是器物而不是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力图将某些名目与实物相对照的努力，也表明本书已经越出一般词典的做法，上升到美术史中“图像志”的原创性工作。

    在本书《前言》和新书发布会上，张涌泉一直在解释本书从立项到出版延续二十多年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 之功。”这本书最后能够“集大成”，也是各位作者多年来在敦煌吐鲁番语言文字方面刻苦钻研的结果。就以几位主编而言，张涌泉教授曾出版《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修订本2020年版）、《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增订本）、《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张小艳有《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郜同麟新刊《拘校道文：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这些，无疑都是这部大词典的研究基础，也是从不同方面对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贡献。

    张涌泉教授是当今中国敦煌学的中坚，他除了陆续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也善于组织有生力量，形成团队，不断推出“大制作”。2008年他主编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版），近年有望继续出版《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另外一项敦煌文献重大整理工程——《敦煌残卷缀合总集》，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有望在近年内出版。《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无疑是张涌泉教授的又一项“大制作”，也是国家“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

    今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40周年的大庆，学会虽然没有着意组织，但会有一些重要的成果推出。张涌泉教授等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开了个好头，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版第19卷，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主编的多卷本《敦煌通史》（甘肃教育出版社）已开始出版，拙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高清彩色图录也即将面世，还有许许多多研究论著，共同构筑起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雄伟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