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笃实·独创

    ■刘跃进（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凡是与张可礼先生有过接触的人，对他的平和、笃实、独创无不留下深刻印象。

    平和，是张可礼先生的最大特色。处事平和，为人平和，治学平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贫农家的孩子，能在大学当老师，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因此，他对生活始终抱有一种感激之情。即使遇到挫折，也会坦然面对命运的捉弄，尽可能地从中体会到某种人生的理趣和情趣，使之化解，并成为生活的动力。张先生大学毕业留校，政治运动和行政工作占去了很多时间，但是他依然觉得自己的每一点进步，都与时代密切相连。他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他的亲友，感谢他的老师，感谢他的学生。他的这种感念是真诚的，已经达到一种念兹在兹的程度。

    他总是说自己比较笨拙没有才气，但他坚信勤能补拙。在治学方面，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温不火、不骄不躁，不论多么繁忙，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思索。他说自己“能在学术探讨上取得一点成绩，是长期勤奋耕耘的酬报”。我们读他的著作，材料似乎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结论好像也不新奇，但认真品味，细细想来，又会感到有一种别样的从容不迫，有一种不可予夺的坚守自信。

    张可礼先生的研究看似平和，却很笃实，多有独创。他每研究一个课题，总是从资料编纂做起。研究建安文学，先有《三曹年谱》；研究东晋文艺，先有《东晋文艺系年》；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业绩，先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之上，又能注重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张先生的研究往往能援据精博，掇其大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譬如，东晋文艺研究，就是张先生开辟出来的一方学术沃土。《东晋文艺系年》把102年的东晋（包括北方十六国）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料，以时间为序，分别系于各年，涉及到170多位文艺家。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他研究陶渊明，研究东晋文艺家，就有了综合研究的特色，与众不同，别开生面。《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对东晋文学园地进行了深耕细作，收获颇丰，极大地拓宽了中古文学研究的天地。

    张可礼先生在《我的求学与学术探讨之路》中特别提到，“对于古代文学的探讨，不能拘于职业，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要有事业心”，“有事业心者，源自责任，会超越自我，思想境界会更高一些，会有持久的耐力，没有休息站，只有加油站，不断地向前进，能摆脱‘俗谛之桎梏’，突破多方面的限制”。一段平常话，一生事业心。老一辈学者的研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背后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生活动力，更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