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叙事：历史与文学的离合之困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是故托臣而弗疑也。”不管《后出师表》是不是真的出自诸葛亮之手，开头的这段话，开宗明义，述明了蜀汉为自身寻找和确立的政治合法性。这也成为小说《三国演义》及此前一系列三国主题话本、传奇的叙事立场。然而在正史《三国志》的书写中，在史家所遵循的王朝兴替、成王败寇历史规律下，曹魏才是正统的王朝继承者。历史与文学两个向度，围绕着三国这个特殊的时段，双螺旋一般形成了巨大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罕有的张力，合一与背离的裂隙间，生成着迷人的、充满阐释性的空白，这也是三国何以述说至今仍魅力不绝的重要原因。作家、文学评论家李庆西的论集《建安二十六年》便是从种种“三国文本”出发，将其间的张力付之于形——裂隙与空白之间，散落着历史的细节与真相，更浮现着中国人的心灵暗格。

    史家和文学家对于“三国叙事”的逻辑，分野中各自怀抱合理性。《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算是顺理成章，作者陈寿出身蜀汉，在蜀仕途不利，蜀汉灭亡后出任晋臣，晋乃司马氏代魏而来，一脉相承，魏的政权合法性，就是当朝晋的政权合法性。但与此同时，陈寿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却又照录刘备登基祭文，该文中，刘备自告是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登基的（这也是这本书的书名由来）。众所周知，汉献帝的年号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即已告终，是年秋曹丕登基，改国号魏，改元黄初。这个“建安二十六年”，自是不存在的。然而史书对这个吊诡的时间点和这份祭文未多置辞，或质疑其合理性，仿佛蜀汉对汉室的承祧也是顺应为之，自圆其说。那么蜀汉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其合法或不合法的基点各是什么？ 带过的一笔间，藏着无穷深意。李庆西揣度一种可能，陈寿或是特以此曲笔，暗示“祚汉”的虚妄。然而无论是直笔还是曲笔，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时间表述，都让我们幽微地体会着历史书写者的尴尬和勉为其难，及在面对险峻、曲折、复杂的历史本身时的叙事困境。

    历史言说的尴尬，从另一个方向上，被文学更为轻易地突破了。自宋开始，拥刘抑曹便成主流，一直到明朝罗贯中的成书。其间原因复杂，至少从文学层面上，以弱胜强悲情英雄自是永不过时的叙事模式，从儒家纲常和民间道义上，紫之夺朱是为不义，而从现实层面上，亦深刻映射着宋元时期中土沦丧、“汉贼两立，王业偏安”的境况与民众心理，人们以此寄怀，在勾栏瓦舍中创想圣主名臣的理想国。但总之，重新建立叙事基点，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政，此前困扰史家的问题一元化了。小说家将蜀汉为自己找到的政治合法性一再加以巩固，刘备的仁厚长者之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关羽赵子龙等武将的神兵神勇，都是建成这座合法性大厦的砖瓦。一切方枘圆凿之处，都用改头换面、移花接木的文学法术予以改造。在这方面，书中有多处精彩的论述。譬如刘备占刘璋之益州，鸠占鹊巢本是不义，但在更高的“匡扶汉室”道义旗帜下，就变成了不可或缺的正当建构。又如谈三国“鸿门宴”叙事的《伏甲设馔，掷杯为号》一篇，提到刘备斩杨怀、高沛一事，小说让原当“项羽”的刘备扮了先祖刘邦的角色。以高光点遮蔽整体面向的衰颓，用人物的神勇绕过战事的败绩，重塑义与不义的标准，这些都是三国系列文学文本的常用套路。语词藏春秋，蜀汉的胜利，是文学的胜利，精神的胜利。

    七分实三分虚，是对《三国演义》一贯的评价。但何处落实，何处晃虚，虚又有多虚，这些叙事策略、机杼或者说“陷阱”里，藏着的不仅是作者及其所累积的历代说书人的文学技巧与史观道义，亦是与读者、听书人的巨大共谋。这在李庆西对空城计的解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戏曲之“失空斩”中，失街亭、斩马谡都于史有之，惟有空城计来历不明，本发散自小说家言，从时间、地点、人物都疑点重重，与史实相抵牾，属于虚构性质。但在“失”与“斩”的悲剧气氛之间，恰到好处地插入这诸葛亮神机妙算的高光时刻，是一种平衡和提振，更是文学为历史创造的精彩回光。对照历史时间表，“双男主”诸葛亮和司马懿彼时在故事发生地西城县城楼上下对峙的可能性很低，但在蜀汉初出祁山北伐、启动命运之战的宏大叙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需要“制造”这样一场高潮戏份，来作证，来信服，来感召与被感召。且对手不能是别人，必须是曹魏大佬司马懿，也只有生性多疑的他，才能与诸葛亮共演这一出心理战好戏来。这正是书中所引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的话，“作者与读者背着叙事者秘密地达成共谋”。蜀军本处于不利地位，但通过诉诸“不战而胜”这一更高段位的战争哲学，输赢在暗中掉换，眼见的败局一转为可资表彰和赞美的智胜。

    但文学的三国也有自身的叙事之困：一边是拼力塑造的蜀汉天命正统、文武人才济济、军事胜绩无双，另一边却是无可挽回的覆亡的历史结局。如何从一边导到与之相悖的另一边，小说成为一种精妙的解释学。在此前戏曲模式中，问题比较好化解，或者说规避。李庆西研究了从元杂剧到明传奇的脉络，从文体层面分而析之。元杂剧有赖篇幅短布局小，直接将核心情节定格于某些展现蜀汉威风的高光片段，如《单刀会》《三战吕布》等，不语全局，保证本出戏是在英雄的获胜中落幕。明传奇篇幅更长，须讲长时段故事，但也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叙前段斩后段。然而对于《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全景式小说作品，逻辑自洽的难度就陡然提升。除了上面提到的诸种叙事法术，还必须予以整体性的建构。覆亡的既成事实并非不可接受，但是是以另一种方式接受，那就是将其作为不可逆转的命运。在这样的语境下，身居劣势变成了逆境突围，屡战屡败变成了屡败屡战，北伐失利变成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变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蜀汉的失败具有了古希腊式的悲剧美学的意味。这或也可看作是文学叙事本身，在既成历史中“反历史”，亦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开辟了崭新的言说空间。

    中国历史上，难有一个时期能像三国这样有着如此纷繁的文本总量，从史书到戏曲传奇到小说，从真实到部分虚构到倒转乾坤的“幻想同人文”，文体多样。《建安二十六年》并不以其中一本为依托，而是在各类文本间来回逡巡，看见龃龉也寻找楔钉，落脚历史全局也注目细微语词，并在细微间寻找内嵌的宏大情感结构。在三国故事的计策与道义之间，在三国文本诸种多变、间离乃至背反的叙事结构中，终是蕴含着一些恒久的、殊途同归的东西，整体地构成我们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述说至今仍瓜瓞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