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国谈枕边书

    在《阅读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您提出了“生态阅读”——何谓“生态阅读”？

    陈永国：我所说的“生态”虽说具有环境保护主义的“保护阅读之生态环境”的意味，但更多的是提倡一种自然主义的阅读（naturalist reading），也就是对立于一种愈加市场化的“虚假阅读”（artificial read⁃ing）的阅读，后者是一种“为阅读的阅读”（readingfor the sake of reading）。这种“阅读”多半是指近年来愈趋严重的脱离文学本体的理论泛谈，或依赖二手资料侈谈作家作品的“冒名研究”，或只为显示“学术成功”的装装样子的阅读。真正的阅读是祛除了一切伪装的，是回归物自体、也即回归文学文本自身的阅读。

    艾略特说：“最伟大的诗可以用最经济的文字写成……每一个伟大英国诗人的语言都是他自己的语言。”您如何看？ 写诗、读诗、译诗，您在诗歌的王国里纵横驰骋，是否找到了通往诗歌桂冠的捷径？

    陈永国：艾略特所说的是诗歌语言的问题。诗用最经济的文字写成，是因为诗的语言是破碎的。诗人首先要学会如何打破句法、语法和词法，打破语言的规则，用零碎的词语把瞬间闪现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对诗人而言，存在的只有灵感闪现之时尚未被现实世界污染的、过去与未来尚未相遇的那一瞬间，那是纯真至简的永恒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用以记录这一至简纯真时间的语言也必定是他自己的。诗人的纯真就在于他/她在记录永恒时间的时刻从不参与过去和未来；诗人无需查阅任何资料；诗人只用自己的语言写作。需要更正的是，不仅仅每一个伟大的英国诗人是如此，每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德国诗人和其他任何民族的诗人也如此；伟大的诗人超越国籍。

    您出版诗集五部，在这个基础上翻译诗歌，译诗的过程，是否仍会遇到不同的挑战？

    陈永国：我写诗纯粹是出于兴趣。虽然在我的著述和译著中常常出现自己译的诗文，但我并未出版过真正意义上的译诗集。写诗的经验对于译诗自然是有益的。杨周翰、王佐良等前辈以及现今流行的西方译论者都认为只有诗人才具备译诗的资格。这当然不无道理。换一个角度看，译诗是诗，不是译诗。意思是说，译诗不是原诗的翻译，而是译者自己“写”的诗。即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其韵律、韵脚、音节等如此规范明确，但不同译者的产品依旧差别巨大。莎士比亚写诗时经历的永恒瞬间只能属于莎士比亚，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哪怕是艾略特所说的英国人。译者翻译的诗也只能属于译者，而非作者。

    然而，诗并非不可译。只不过译诗是诗，是译者的诗，而不完全是所译诗人的诗。在这个意义上，原诗提供的是经验世界，是存在和现实；译者在阅读这个经验世界和现实存在之时所遇到的挑战不是“回归”莎士比亚，而是如何面对和体验莎士比亚所提供给你的这个特殊的世界。当然，与译诗相比（如果真的有的话），写诗则是一种自由。

    在《阅读世界诗歌》（清华大学出版社）自序中，您坦诚地提到自己是为了在大学生中推广文学阅读。在平时的教学中，您会有意识地去做这项工作吗？ 会不会经常给学生开书单？

    陈永国：文学阅读是一种兴趣，或者说是兴趣所使然的一种精神活动。其所满足的首先是精神的愉悦，其次才有其他诸种功能，如道德教育或意识形态教育；因此当以兴趣为先。即使是教学大纲或各种规定性的阅读书目，也必须趣味性和文学性兼具，否则会由于兴趣索然而导致文学阅读的失败。关键的一点是，兴趣不是教学大纲之制定者的，不是教师的，更不是为迎合某种专横的教育目的的。在我的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中，我基本上不会推荐任何规定性书目。教学中，我会在讨论某一位作家作品的同时向学生提供十几条跨越文化和国族的不同线索，感兴趣的和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可以顺着这些线索去阅读十几位乃至几十位同类的作家作品。

    《阅读世界诗歌》其实是我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的一项合作的副产品，即计划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的《世界文学经典》。书中所选从萨福到沃尔科特计24位具名诗人和两种古代“歌”型，基本上呈现了世界诗歌发展（中国诗歌除外）的全貌，并能从个体篇章掌握个体诗人的全貌。该书旨在“通识”，而“通识”旨在“全才”。要成为“全才”，文学知识，尤其诗歌知识，则为其不可或缺之首要。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老师对您有过类似（建议阅读）指导和帮助？

    陈永国：如果这里所说的“成长过程”指的是青少年时期，那么我所接受的星星点点的文学教育也不过是中学课堂上的一些文学知识，或我那一代人都读过的《苦菜花》《欧阳海之歌》《暴风骤雨》或《青春之歌》等小说。我最怀念的时光是中学之前的、包括小学时期在内的童年。那是晚饭后在田野里与其他孩子们的“会战”，是雨后在路边拾鱼、春天里学着布谷鸟叫、四季都跟着野兔奔跑的时代。那是一段没有任何书本阅读、在大自然里狂野地发掘“第一天性”的时代。中学时，我有幸认识了一位木匠师傅，曾和他一起“看守”过学校的农场。他不但教我学会如何做豆腐，还给我提供一系列“黄页筒装书”：《济公传》《七剑十三侠》《西游记》等，而对我的一生影响甚大的就是连他自己也没读过的《古文观止》。这对于一个出生在上溯几代目不识丁的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奢侈。回想起来，出生在穷苦无书的农民家庭、而非图书琳琅满目的书香门第，倒也是一件幸事。就我而言，自然中的性情陶冶和朴素的“唱本阅读”令我受益终生。

    由此，我既能够理解卢梭所谓自然教育的合理性，也能深刻领悟梭罗笔下童话般的、神话般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对我而言，这是阅读的真正开端。

    《阅读世界诗歌》封底上写：“读懂了一个人的诗歌，也就读懂了他/她的人生。”怎样才算是真正读懂一首诗？ 能否结合一首诗，具体谈谈您对诗歌的阅读和理解是怎样的？

    陈永国：或可反过来说：没有哪一个读者能真正读懂一首诗，因为一首诗就是一个人生。有时候，诗人自己也未必读懂自己的诗，因为他所写的未必就是他所意味的，或者，他所意味的未必就是他写出来的。写作是一种遮蔽，阅读亦然。

    您有一读再读的书吗？ 经常重温的是哪些书？

    陈永国：早年时一读再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为的是书中的文采和思想。走上文学教学和批评之路后，不断重温的书便是教学和研究所涉及的作品。不过，即便是同一门课在不同学年的重复，我也经常做大幅度的调整，所以，有些作品在我的教学阅读中只出现一次就被淘汰了，而另一些作品却不断重读，而每次重读，都必有新的理解和感悟。在我所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我感兴趣的还是诗歌、中篇和短篇小说。而最令我着迷的首先是福克纳的作品，其次是《理想国》《忏悔录》《愚人颂》这类哲理文学作品。

    您有枕边书吗？

    陈永国：枕边书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奢望，也常常想在枕边放一些想读的书以便能够在某一天将其作为学术成功的一个小小噱头。但不巧的是，我的枕边与案头始终相离甚近。无论年轻时全家四口穴居于同一陋室，还是几经奋斗终于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后，我的案头总是不离枕边，或者说，枕边即案头，案头即枕边。所以，即使想要睡前精神放松一下，读读“闲书”，像柏拉图那样枕下放一本萨福，或像彼特拉克那样带上一本书登上旺图山顶，或像马基雅维利那样闲来读读奥维德，也终始未果。伴我入睡的基本上都是案头公案，即研究或翻译或备课时未圆满解决的问题。幸运的话，这些公案将升华为彩色的梦，醒来时彩蝶纷飞，鲜花遍野，即成诗文。不然的话就变成黑色梦魇，常常是尿急找不到厕所、攀岩半途而落、疾驰找不到刹车闸的尴尬状态。说实话，即使退休之后，教学科研没有了以前的紧迫感，睡前读的也算不上是成功知识分子的枕边书，而不过是日常阅读和研究的延续而已。我自己的几首被朋友认为有些“震撼”的诗就是噩梦醒来的产物。

    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 做笔记吗？

    陈永国：读书做笔记是一种必须，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把一本书从头到尾多读几遍的话。有些书如果能够买到，就一定买，这样读起来可以随意标注，作记号；如果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你就不能这样恣意任性。而且，不但读书时要做笔记，听报告、散步、闲逛都要随身带个笔记本（现在是手机）。也就是说，一旦“灵感”突显，随时随地都可以记下来，以备后用。但这个“后用”不能等待太久，否则也会不知其所云的。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陈永国：在世的作家我谁都不敢见（尽管常常在运动场上见到跑步的格非）。至于已故作家，我想我最想见的是惠特曼。我想亲口问问他，他笔下的草叶们何以在他所处时代波澜壮阔，豪放不羁，大气飞扬，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又何以死水一潭、束手束脚，任由寡德痴愚者践踏和摆布。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永国：《鲁滨逊漂流记》，奥勒留的《沉思录》和《黄帝内经》。它们能让我尽快熟悉新环境，沉稳地思考人生，如果愿意的话，或许能顺利逃离荒岛，最终回归人类社会。

    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陈永国：我想我首先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宴会？ 谁主办？ 谁出席？ 谁讲话？ 吃什么？ 喝什么？ 甚至有无娱乐活动等。如果所有这些无从知晓，那就随便请一位已故的外国作家吧，比如波德莱尔或埃伦·坡，甚或乔伊斯。如果路途不够遥远，也可以请一请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