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旅行者的中国书写：1840-1940》译后记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大批英美人士涉足中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各类游记。本书选择其中的重要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视角展示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百年历史。在这百年当中，中国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和痛苦的变化。西方旅行者是这些变化的见证人，同时也部分地参与了这些变化。历史需要不断回顾，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把握未来，对于今天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本书的第二个意义是为国内学界提供游记研究的重要参考。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游记凸显了与异域风景和文化的碰撞与交汇，近年来备受西方学界关注，吸引了来自文学、历史、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众多学者，日益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块沃土。本书以中国游记为考察对象，对于其中的帝国之眼、文化嫁接、性别政治、游牧主义，以及旅行书写的混杂性、虚构与事实的双栖性都有精彩的论述，非常具有启发性。

    中国对于西方旅行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题目。本书的主体是十二篇彼此独立的论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遗漏和缺失也在所难免，但话题和方法确实相当多样。

    德庇时（John F. Davis）是汉学家、广州东印度公司雇员，后来参加过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伯爵使团不成功的北京之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既为中国吸引又忠诚于英帝国的旅行者形象。利用出版于1841年的《中国见闻录》（Sketches ofChina），塔玛拉·瓦格纳（Tamara S. Wagner）的论文讨论了德庇时在矛盾中的挣扎。一方面他表现出后浪漫主义时代对于中国的好奇和着迷，另一方面又怀抱帝国主义的自我优越感，叹惋他者“失落的”文明，后者分明地体现在他对中国军事和商业利益的敏锐观察之中。德庇时利用了游记这样一种文学样式，但重新定义了它的内容，与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拉开了一段距离。

    伊丽莎白·张（Elizabeth Chang）的论文探讨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旅行者——传教士。作者细读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期间所见》（A Glance at the Interior of China: Obtained through a Journey in the Silk and Green Tea Districts,1850）的同时，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论述了这类游记如何逐渐打开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视野。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英国旅行者可以更加深入中国内地，修正了此前看待中国的方式和角度。麦都思游记的文字和图片既展示了中国两种重要出口商品的价值，也说明了中国战败的原因。

    童庆生（Q.S.Tong）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显然必须依靠‘旅行’，因为帝国主义具有扩大控制范围和影响区域的内在欲望。这主要是、但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他对于额尔金（Elgin）勋爵1850年代两次中国之行的研究表明，外交活动背后的驱动力是更大的英国帝国主义的自我实现，对此额尔金并不完全心安理得。他关于中国之行的记述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对矛盾：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这种动机的混杂性也是19世纪英国自身的特点。

    本论文集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再现问题——多次出现在普拉施（Thomas Prasch）关于汤姆森（John Thomson）中国照片的论文中。这位苏格兰摄影家在他的评论和说明文字中表达了对于照片直观性、真实性的执著，但是他的行动却消解了这一点。普拉施认为汤姆森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种族、阶级和文明的观念，这影响了他在照片拍摄时选择“典型的场景和类型”，以及为选中的对象设计位置和姿态。汤姆森和维多利亚时代观众的先入之见（社会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共同制约了中国形象的塑造。

    福尔曼（Ross Forman）的论文关注的不是一次旅行或一群旅行者，而是所有旅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在中国食物被消费、欣赏、拒绝、丑化、比较、误解、仿制的过程中，发现了两种文化表面和深层次互动的各种奥秘。所有旅行者的描述都与中国食物有关，其独特的味道是中国他者性的一个表征。出席中国人的宴请对于外国人来说常常是一个考验，也最能深入体会中国的物质文化。

    库恩（Julia Kuehn）的论文运用了最新的批评理论，包括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同时也考察了接触、描述、理解他者的过程。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几位游记女作者——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康斯坦丝·卡明（Constance Cumming）、艾丽西亚·立德（Alicia Little）和澳大利亚人玛丽·冈特（Mary Gaunt）。作者认为西方人对于中国机构、城市、风景的接触和阐释导致了“视界融合”，在这种互为主体的融合中，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更倾向于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

    立德夫人是一位相当知名的中国游记作者。她与丈夫1886年到达中国，此后她写出了三部小说和五本游记。她同时还是一位活动家，积极致力于减轻各种社会苦痛，特别是在早期反缠足运动中发挥了领袖作用。图林（Susan S. Thurin）论文特别关注了这一方面。当我们对于游记作者“他者化”和文化优越感习以为常的时候，立德夫人对中国弱势群体的表述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图林论文的一大任务在于重新挖掘了立德夫人利他主义的当代意义。

    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不断的政治变革和革命运动，游记的主题也在更新。何漪涟（Elaine Ho）的论文围绕政治家卢押（FrederickJ.D. Lugard）、东方学家爱理鹗（Charles Eliot）以及环球旅行的费边主义者韦伯（Sidney Webb）展开，他们都提供了20世纪早期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信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看待中国，何的论文揭示了他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的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视角所遮蔽的东西。

    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的论文探讨的是美国旅行家弗兰克（Harry Franck）1920年代出版的著作。弗兰克不是传教士、汉学家，也不是外交官，他带着独立的思想观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幅自认为是关于各地的“真实的印象”。他的作品给克利福德提出了关于游记真实性的问题，确实，弗兰克的记录可以说是真实的，但克利福德在结论部分提醒我们思考这种真实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1930年代末我们进入了福塞尔（Paul Fussell）所谓的“两次大战期间游记写作的颓废时代”。日本侵略阴影下的中国催生了奥登（W.H.Auden）和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所著的《战地行纪》（Jour⁃ney to a War）。在本书中，霍顿（Hugh Haughton）讨论了这部充满了自我反省和内心对话的游记。他揭示了这本书如何避开政治宣传和浪漫的东方主义这两大障碍，展现当下的真实状况以及未来的图景。席卷中国的侵略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很快将在欧洲爆发，对于奥登、衣修伍德，以及作为诗人和教师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来说，旅行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看清自己的文化及其困境。

    作家常常需要面对异国经验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938年曾短暂地和奥登、衣修伍德有过交往。她是中国革命热烈的支持者，她早年的贫困和抗争也使她对于红军战士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中，顾德诺（Douglas Kerr）探讨了史沫特莱有关中国真实状况的报道与她精心选取的修辞和叙事手法之间的张力，乃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