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

    亨德森将传统的宏大叙事和晚近的微观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一方面叙述了政府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分析了隔离给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带来的恐慌和生活困难。尽管危机时期很容易暴露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陷，对此亨德森并没有回避，但从总体上，《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团结、勇敢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2019年，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约翰·亨德森出版了《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Florence  Under Siege:Surviving Plague in an Early Modern City）。这是一部严谨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佛罗伦萨丰富的档案，采用跨学科、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了米兰大瘟疫对佛罗伦萨的冲击、佛罗伦萨政府的隔离政策和措施，以及隔离中的佛罗伦萨人的生活窘境。可以说，这本书代表了目前西方瘟疫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一

    亨德森教授主攻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宗教和社会史，他对瘟疫最早的兴趣来自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受到卡洛·奇波拉教授极富启发性的指导。奇波拉教授是意大利著名的人口史和经济史教授，出版过《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的社会与经济1000—1700》《世界人口经济史》。他也是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对17世纪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的瘟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版了《克里斯托法诺与瘟疫：伽利略时代的公共卫生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卫生与医疗界》《17世纪意大利抗击瘟疫的斗争》等一系列专著。作为活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学大师，奇波拉的著作中带有明显的辉格派史学色彩，即强调政府和英雄人物如克里斯托法诺的积极作用，相信历史是线性进步的。他认为，在近代早期抗击瘟疫的斗争中，“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国家创造了欧洲最发达的公共卫生制度，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卫生委员会，或者说卫生长官制”。他还说19世纪英国为应对霍乱而兴起的公共卫生运动，只不过是意大利过去做法“一模一样的重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辉格学派在内的所有宏大叙事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不少学者将近代早期欧洲政府的抗疫措施看作社会控制，是绝对主义计划的一部分，是对穷人和边缘社会群体的“大监禁”。受意大利微观史的影响，研究瘟疫史的专家将目光从政府和英雄人物如克里斯托法诺转向下层民众，关注隔离状态中的个体生命。1984年，意大利史家朱莉娅·卡尔维出版了《瘟疫年的历史：巴洛克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和想象》。她利用1630—1631年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法庭的审讯记录，生动再现犯人们是如何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包括偷窃、出售染疫病人的衣服、违反政府的隔离规定，从而争取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通过人类学的“深描”，她力图使读者理解下层民众的困难及其对待瘟疫的态度。

    亨德森教授同卡尔维等人也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因此他熟悉意大利学界瘟疫史研究的过去与现在。不过，亨德森教授本人受近年来英国史学发展新趋势的影响，因此其研究能够跨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的鸿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史学界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由于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学家有揭示任何历史真相的能力，从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史学危机”。但到21世纪，英国的“史学危机”不仅消失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按照戴维·坎纳戴恩教授的解释，这是由于英国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的成功应对。在他看来，英国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见解的启发，丰富了自身研究的内容，而不是被它们整个地淹没和破坏。从《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新趋势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亨德森的创新不是在材料和方法上——虽然他使用的材料更全，量化分析也更多——而是在对问题的总体把握方面。奇波拉是最早对佛罗伦萨瘟疫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的学者，但他的著作仍带有传统制度史的痕迹。卡尔维深入到公共卫生政策给下层民众带来的不便以及他们的反应，但却很少注意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多样性。亨德森试图在吸取两人各自长处的基础上，撰写1630—1631年佛罗伦萨鼠疫的“总体史”，并回答被以往学术争论模糊或混淆的重大问题。

    二

    如前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卡尔维的微观史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亨德森反对这种极端的观点。的确，在佛罗伦萨的政府公告、医学报告和编年史中，人们不难发现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穷人的偏见，他们将瘟疫传播与穷人的无知、任性和不良的生活习惯联系起来，将驱逐流浪汉和乞丐、禁止妓女卖淫作为防控瘟疫的重要措施。但是，如果将他们的反应简单地理解为社会控制，表达了他们对下层民众的恐惧和厌恶，则是误导性的。1630—1631年，佛罗伦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维持隔离医院的运行，并在“全面隔离”的40天里给所有低收入家庭分发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为了缓解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和失业问题，政府给从事纺织业的制造商提供免息贷款，以便他们继续开工并给工人发工资。政府还兴办一系列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亨德森援引一位研究威尼斯的专家的话说，“高昂的管理成本本身就表明政府是在诚心实意地救治瘟疫患者”。

    尽管如此，政府的防疫政策给城市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引起了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的不满。这在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法庭审理的违法或犯罪的案件中有充分反映。与卡尔维的人类学“深描”不同，亨德森采用社会学统计方法，对566起案件的类别及其所受的惩罚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被起诉最多的行为是进入或离开了因染疫而被封锁的房屋，这类案件达到总数的40%。其中大多数只不过是为了探访被封锁的病人，为他们提供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在作者看来，这部分反映了地中海世界亲戚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有少数蓄意违法犯罪者，如进入死者或患者家中盗窃财物。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一类，占总数的18.4%。有些店主被怀疑出售鼠疫感染者的布料；有些织工不按规定留宿在上班的作坊，而是偷偷回家；还有妓女们在家中接客。第三类要么是在全面隔离或宵禁期间没按规定待在家里，要么是参与了已被禁止的活动，如在酒馆内聚会或聚众玩乐，这类占总数的16.25%。第四类是针对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如烟熏工、医护人员和卫生委员会官员的起诉，占案件总数的12%。其中大多数起诉涉及收受贿赂，从而给病人提供优先治疗，或许诺隐报病情或死亡病例；少数是盗窃病人或已故病人家中的财物。第五类是未携带有效健康通行证试图离开或进入佛罗伦萨城的人，由于城门警卫把守严格，涉及这类违法犯罪的案件并不多，只占总数的8.83%。除此之外，还有6起因未知起诉缘由而无法归类的案件。当时的佛罗伦萨人将抗击鼠疫比作一场战争，需要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和强行管制。因此，在费迪南德大公的亲自参与下，佛罗伦萨政府制定了种类繁多、相当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监禁、当众鞭打、吊刑甚至死刑。但是，亨德森对案件当事人受到的惩罚的研究表明，这些严刑峻法并未真正贯彻到实际的判案过程中。在所有被起诉的案例中，高达60%的人被无罚款释放，另有11%的人缴纳罚款后获释。被处以包括监禁在内的较重刑罚的案例不多，几乎没有人被判处死刑。重刑主要是针对那些蓄意违法违规，严重危害公共健康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亨德森指出，大量庭审案件反映了执法者对穷人生活困境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在瘟疫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政府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是不恰当的。

    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通常包含对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的描写和赞颂，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微观史著作中，英雄人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不知名的小人物的命运。亨德森回归宏大叙事，大胆描述了在1630—1631年抗疫期间佛罗伦萨涌现出来的各种英雄人物。他们中有作为佛罗伦萨最高统治者的费迪南德大公，疫情期间他一直留守佛罗伦萨，亲自领导了佛罗伦萨抗击鼠疫的斗争；有佛罗伦萨民间组织“慈爱会”成员，他们勇敢承担了运送患者和死者的任务；有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隔离医院工作的医生和修士，后者一方面为患者提供精神安慰，另一方面还兼任护工。英雄人物中也有来自社会下层的人，如一个名叫玛丽亚·卡加蒂娜的妓女，她卖掉自己的全部物品分给了穷人，然后去一所隔离医院全身心地照顾女性患者。因此，亨德森坦言，围城中的佛罗伦萨“不仅是关于穷人被社会边缘化的故事，也是关于无私奉献和非凡勇气的故事”。

    三

    近代早期欧洲抗击瘟疫的实际效果如何？ 这是学术界久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著名细菌学家J.F.D.什鲁斯伯里出版《不列颠群岛的腺鼠疫史》，指出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瘟疫是腺鼠疫，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因此他们的抗疫斗争是无效的。他甚至认为，1666年德比郡伊姆村为防止疫情外溢进行的自我封锁是犯了“一个悲剧性错误”。奇波拉深受其影响，虽然他高度评价意大利人的抗疫举措，认为这些举措是近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开端，但它们对于应对当时的鼠疫要么没有效果，要么起到相反的作用。直到晚近才有专家指出，虽然当时人们还不能从细菌学的角度认识并应对鼠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根据观察发现鼠疫的传播规律并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1630—1631年的佛罗伦萨鼠疫是著名的“米兰大瘟疫”的一部分，1629年鼠疫在米兰爆发，随即扩散到意大利的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亨德森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佛罗伦萨的成功应对。最初，佛罗伦萨政府沿亚平宁山脉设置隔离封锁线，派卫兵把守通往佛罗伦萨的山口，从而延缓了鼠疫的推进；当1630年8月鼠疫开始在佛罗伦萨城内蔓延之后，费迪南德大公下令将圣米尼亚托要塞撤除，将之改建为全城主要的隔离医院；1631年1月疫情高峰时期，佛罗伦萨推出“全面隔离”政策，要求所有人必须居家隔离40天。疫情从1631年春天开始减弱，到夏季完全消失。按照奇波拉的统计，整个疫情期间佛罗伦萨死亡9000人，占人口总数的12%，远低于米兰的46%、威尼斯的33%。在亨德森看来，佛罗伦萨的隔离政策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的蔓延，事实上，当时的佛罗伦萨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当1632—1633年鼠疫再次席卷佛罗伦萨时，政府立即启动全面隔离，并将染疫者送往隔离医院，很快就将疫情扑灭了。亨德森还研究了隔离医院对患者进行的治疗，回答了瘟疫史研究者长期回避的问题，即在现代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诞生之前，人类是否有能力医治像鼠疫这样可怕的疾病。中世纪欧洲人将鼠疫，即“黑死病”称为“必死症”，但到17世纪医生们已经摸索出一些医治的办法。在佛罗伦萨，采用的是外科和内科治疗相结合的办法，即先由外科医生划破病人身上的肿块，排出脓液和污血，然后使用内科医生开具的清毒药。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院长比索尼于1631年1月写道，经过多日的观察他发现，“在治疗期间，药物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医院还重视改善病人的饮食结构，增加肉食、鸡蛋和鸡汤的比例；安排修士照顾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精神焦虑和痛苦。毫无疑问，17世纪佛罗伦萨的医疗水平远不能同现代相比，在佛罗伦萨的四家隔离医院，死亡人数占总入院人数的54.5%。其中1630年11月的康复率仅为29%，12月上升到40%，次年2月更是上升到96%。康复率的提高可能与鼠疫本身的毒性减弱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医治更及时。

    由此可见，亨德森将传统的宏大叙事和晚近的微观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一方面叙述了政府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分析了隔离给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带来的恐慌和生活困难。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抗疫是为了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必须以人民的满意为旨归。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1630—1631年疫情期间，佛罗伦萨政府始终将抗疫和纾困一起抓，而且在处理违法违规案件时，执法者总是带着同情心尽可能灵活处理。事实上，在疫情期间的违法违规案件中，绝大多数当事人只是无心之过，只有极少数坏人才蓄意违法违规。尽管危机时期很容易暴露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陷，对此亨德森并没有回避，但从总体上，《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团结、勇敢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