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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以关键词为基础的概念梳理，以概念史为基础的观念史研究，就为我们打捞过往、观照未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
就目前我个人对“概念”的认识而言，约翰·齐曼之“观念在人和人之间移动”（[英]彼得·伯克著，章可译：《什么是知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第117页）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人文语义学视野下的知识再生产。进一步说，概念史梳理乃是一种全新视野下的话语体系建构。我所拿到的“学衡尔雅文库”《人种》等7本新书正在开启一种全球概念史的叙事。这个开启乃是一个充满了学术内在紧张与思想外在张力的“知识文化”探源工程（说到“知识文化”，这是我从彼得·伯克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新文化史”的一种，尽管这里的意思与伯克的原意不完全一致）。
回到问题意识本身，我们可以援《人种》结语的开头作为引子：“1972年7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邂逅当地一位颇有影响的人——亚力（Yali）。二人在交谈中，亚力问道：为什么白人能造出如此多的货物并运到这里？ 而我们黑人却不能？ 亚力的问题，雷蒙德的作业。从此，雷蒙德开始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态的影响，写下了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雷蒙德可能不知道，亚力的话曾被种族主义者经常挂在嘴边，一个多世纪前种族主义者的话语，在一个多世纪后已内化于当地人的自我意识中。观念和意志决定人们看世界的方式，而一种观念和意志的形成是需要岁月浸渍的。本书通过考察人种或种族概念在中国再生产的一个侧面，重新审视了该概念所内涵的自他认识的历史。”（《人种》，孙江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放大一点说，这是两个人的对话，但绝对不限于两个人的问题。诸如《人种》《封建》《科学》《国语》《法治》《国民性》《功利主义》以及接踵而来的“小题目”“大学术”，都在共执的一个意义上展示着我与你以及他的内外张弛。
而就内外的张弛来说，“学衡尔雅文库”不单是一种学术上的观念刷新，更是一种思想史写作方式的创新。用概念梳理的方法重新进入学术史与思想史就成为引人入胜的看点。对此，自一开始启动这个用以“走进”的方式就充满着悬念，毕竟，主编以及作者同仁这一学术共同体是以“走出”的方式重新探进这块领地的。“走进”无非是说对这些碎片进行串联与并联，以此汇成知识的海洋。而“走出”则意味着要将这些信息碎片编织成概念元素、转化为知识的经纬。马敏教授主张要重视历史的“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指点迷津的（《走出中国近代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说是悬念，其实更多的是说这一学术选择充满了挑战性。这个挑战性不只是学术生产的选择之艰难的挑战，更为艰难的还是学术自在主体性的塑造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知识书写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歧见或说偏见的烙印。除此之外，知识的书写还以不同的面相与变形展开着。因此知识史的打造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是概念史所面临的问题。孙江教授的“概念即历史”这一针对“人种”的兴叹，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就知识史书写的艰巨性与挑战性而言，书籍史与科学史已经给予了双重的压力。而来自科学史的压力尤甚。这是因为“科学”与“知识”本身就存在着难分难舍却又彼此紧张的关系。彼得·伯克在《什么是知识史》中，对科学的挑战提出了“时代误植”“实践性的知识”以及“全球史兴起”等三个向度的论说。就“时代误植”来说，早在十七世纪末，维柯在《新科学》之“新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就用了很大的篇幅予以纠偏；对“实践性知识”而言，新文化史的出现让科学史的叙事变得更为复杂；最为关键的是“全球史”视野让西方中心论或说主体论开始摇晃（《什么是知识史》，第8页）。对此，李约瑟难题虽然没有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在近一个世纪的言说中得以验证。《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的作者任博德在全球化视野下论及的“博物馆学”命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博物学”科学史观念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学科意识。凡此种种，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所裹挟的“知识社会学”以及“无知机制”诱发的问题（《什么是知识史》，第29页），概念的梳理就更加显得非同小可。就此而言，“学衡尔雅文库”乃是对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学术命题的坐实与落定。关键在于，主编及其同仁找到了一个以正本清源为使命并由此走进全球时代学术的切入点。这个正本清源的挑战性就在于，它要为“概念”松绑。我们知道，概念总是被语言、文化、历史以及情感甚至意识形态等等所绑架。若是沿着这个切入点往上追溯，我们还可以看到上个世纪初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以吴宓为首的“学衡派”与胡适为首的“整理国故派”的接续与发扬。就此，这一丛书的出版也撩拨起对“学衡研究院”新一代学术共同体打造的翘首。
正如这套丛书捅破那层纸所揭示的：“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以关键词为基础的概念梳理，以概念史为基础的观念史研究，就为我们打捞过往、观照未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而这一切，又都为人文语义学这一学科的构建凿通了壁垒。由此，我们期待“学衡尔雅文库”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与此同时，从系统性、历史性与自然性（或可称为客观性）的诉求来看，如何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写作方式相对剥离开来，这是一个写作与出版进程中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毕竟，这三大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不但不尽相同，而且充满张力。进一步说，不偏不倚的“价值无涉”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振聋发聩，而在这样的“告知”下，“价值有涉”的“偏见”却层出不穷，我们不但在《关键词》的作者雷蒙·威廉斯那里已经看到，即使在今天学界发表的论文中也还难以完全清零。在这个意义上，当历史告诉我们不要那样但我们偏偏就要那样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份清醒的（周作人）。惟其如此，我们的主体性、本土化的话语建构才有了走向世界的路径设置。由此，我们也期待这一“止于至善”的选择惠泽天下学人。
（本文为作者在“学衡尔雅文库”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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