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给历史人物立传，特别是像王闿运这样对后世影响深远且争议颇多的“狂人”，不好写。
我写过王夫之的传记，对王闿运有些许了解。当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时，作为乡党的王闿运希望郭嵩焘到达伦敦后，尽可能用儒家文化去教化那里的野蛮洋人。他认为圣贤之光无法照到英伦这样的区区小岛，它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不过是通了些“鬼怪之气”，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啊。曾国藩十分器重王闿运的才华，给了他“不做清臣，不受清事，来去自如”的特殊待遇。王闿运得之，心安理得，后来受了点气，便怒怼曾国藩，拂袖而去。连同为“狂人”的左宗棠都看不下去，说他不过是个“狂悖之徒”。王闿运闻此大怒，直接写一长信给左宗棠，让他用镜子照照自己。但这个“狂人”不仅有血性和个性，而且做事很靠谱，答应的事，一定办好。比方，他对王夫之的学问有些不以为然，曾在王夫之墓前撰联：“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郭嵩焘欲请王夫之入祠，王闿运并不热心。彭玉麟去世后，船山书院无人主持，王闿运应郭嵩焘之托，前往衡阳，这一去，就是25年。他曾多次造访湘西草堂，在东洲岛上重建船山书院，力倡船山学说。郭嵩焘去世后，作为船山书院山长的王闿运揽下了一年一度祭祀王夫之的重任，在他治下，一时“学在船山”，名重一时，大批弟子如杨度、刘光第、齐白石等，都在此求学问道。
就是这样一个集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于身的“晚清大儒”王闿运，章太炎却对其同世之人多有鄙夷之姿，反讽其“能近雅”，意思是他刻意求雅却雅不起来。钱基博对他的评价则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也暗示了王闿运是一个饱含诸多争议的人物。
读完《晚清大儒王闿运》这本传记，我发现作者压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写得那么痛苦。相反，她写得很从容，很淡定，牢牢抓住“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宗旨，从王闿运的立身、交友、授徒，乃至于为夫、为父、为邻等方面，以传主的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为主线，将个人的道路选择置于时代大潮下，采取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方式，异常丰富地勾勒出王闿运“时过境迁心不移”极其不平凡而多维的一生。
优秀的传记等同于优秀的历史叙述。历史人物的传记可以视为从个体视角观照历史的一种方式。晚清波澜诡谲的时代赋予了王闿运太多的神奇色彩。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闿运因其倡导的“帝王之学”以及晚年与袁世凯的一些来往让其背负了太多负面的声音，其私生活更是成为后人戏谑调侃的谈资。作者跳出了这些杂音，从整体上审视传主，将笔墨投向更值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大儒”身份。跨越两个世纪的王闿运，他所见证的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与时局艰难的生存处境。时运动荡、小家飘摇、世人讥语给王闿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心灵冲击，这就使得王闿运在不同时期著书立说、所言所诗不仅是观其性灵和内心世界的窗口，更是反映一代学人在国危民乱中“穷年忧黎元”心路历程之缩影。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传记并没有以王闿运的生命轨迹作为全书的叙事红线，而是抽取他生命中重要的时间节点，紧紧抓住“雅”“儒”做文章。首先是王闿运学术上的“风雅”。该书用了充分的内容来表现王闿运在史学、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例如，书中提到王闿运在编纂《桂阳州志》《湘军志》等志书时，他使用班马笔法针砭时弊，虽非史学家但仍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家个性。在研学治学上，王闿运提出“一代之语，不可仿古，要须择其雅言也”。他在学术上对“风雅”的追求，彰显了“儒”的底色。其次是王闿运生活上的“淳雅”，“蓑衣耦耕自逍遥”“与子乐为琴瑟吟”“流水高山万里心”，书中这几个章节从归隐、与妻处、与友交来表现其怡然自得的生活雅趣。他在生活上的“淳雅”，见证了“儒”的品格。最后是，语言上的“诗雅”。作者没有采用叙事性的平实话语亦没有采用学院派的学术话语，而是用散文体以及古诗式的诗性语言来为王闿运立传，突出传主“儒”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以“语言上的诗雅”呈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者以五言、七言句式的诗句作章节标题十分契合王闿运文人雅性的精神气质，即王闿运身上所带有的文人之风骨、之精神、之气血也在这种细腻的且流动性的诗性语言中获得了最独特、最贴切的呈现和表达；另一方面，王闿运的诗很多都是至情至性所作，愤慨现世、悼念妻儿、怀念挚友、感时伤怀都在诗中一一具显。该书这种诗性的语言与传主本身的人生选择具有一种“同构力”和“内向力”，即一种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的力量。因为作者以真情、温情、深情待之，凸显了王闿运这一历史人物的“人间性”的独特性价值——既伟大又渺小，既闳阔又偏狭，他是文化大儒但又是凡夫俗子，既有雅洁高格的修为与自律，又有七情六欲的现世生活，一切都是从生命至情至性处出发，不屈尊，不放任，嘻笑怒骂，自呈风骨。正因为此，作者这种诗性语言的书写，使该传记具有了一种“至浅而深”的诗学气质。作者对于“雅”的追求也拉开了与同类著述的距离，提升了本书的思想品格，使得这本书成为一部类似于王闿运心灵简史的传记。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