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代”与帝都北京的现代转型

    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对于此时的中国，他有一形象的比喻：“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敏锐地捕捉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特征，如果以此来形容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可能也大致不差。

    “过渡时代”的北京，正经历从帝制时代末期到现代城市的转变，其步履蹒跚与“新旧交争”的特色尤其突出。正如鲁迅在1919年指出的：“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文中提到的照明与交通工具变革、护法运动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讨论，很多都发生在北京。可以说，北京是观察20世纪中国城市变迁的绝佳标本。新近出版的王建伟新著《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即聚焦这一主题，大力推进了近代北京城市研究。

    区别于以往近代北京城市研究突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因素，本书用四章的篇幅讨论民国政治对北京城市的影响，可谓别具一格。在讨论北京城市近代化转型方面，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可谓代表作。但作者关注的是北京城市物质文明的革新与进步，诸如新型市政机构的设立、道路改造与城市规划、公园与公共空间开放以及自来水与电灯照明的出现等，这些可以称为构成城市肌体的骨架。但这本书仍有待开拓的则是物质文明进步背后的政治背景。例如，没有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对朱启钤的支持，很难想象朱氏推动的市政建设能够顺利开展。自清末到1930年代北京城市变革与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应当予以关注，这可谓民国北京的另一副“骨架”。基于此，王著将庚子事变与清末新政、1920年代政党政治及其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及其迁都南京、中原大战、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与政治变动融入到北京城市变革与文化变迁的脉络之中，让我们看到了政治环境变动对城市史的深刻影响，而这正是北京城市史的底色。

    作者还力图还原当时的政治场景，将1920年代北京城市研究的重点放在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及其对北京的观感与文化改造方面。如本书指出李大钊曾任国民党北京支部总干事，乃国民党在北京党务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1923年就指出：“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底的组织。”可谓一针见血。而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则充分调动了学生群体的积极性，成为当时不断涌动的社会思潮的重要推手。以此为切入点，就将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揭示出来了。1928年京津易帜之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让北京从“中心”变成了“边城”，于是才有此后的“繁荣北平”计划，以及北京“文化古都”的自我定位。抗战时期北平的殖民主义背景让城市文化生态再度发生巨变。诸如此类论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近代北京城市变迁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说，北京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三次政权鼎革，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一背景下实现城市的现代转型，其艰难与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突出政治史背景之外，作者着力揭示近代北京的文化变迁。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近代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最初图景，重点论述了“文化新风向”，即庚子事变之后，昔日以皇权文化为主体的完备的、系统的、成熟的北京文化，逐渐走向民间化与市井化。西方文化的大量引入及其与传统文化冲突融合，重塑了北京的文化结构与民众日常生活，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可以稍加补充的是，民间化与市井化的趋势可能在晚清时期已经开始，庚子事件以后确实变化更加明显。自此生活方式方面的洋式服装与西式餐饮已进入民众社会生活，演讲所、各类报刊与阅报社、图书馆与博物馆、女子教育与女性团体纷纷涌现，正是“过渡时代”的最佳写照。王著聚焦1920年代北京高校面临的困境及恐怖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的“逃离”，此时南方显现了政治与文化的新气象，而北方则成为旧势力与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作者进而提出：“1926年北京知识界的南下潮流实际上是国家政权交割前夕在文化领域的一场‘预演’”，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互动精彩地揭示出来。迁都南京之后，国民党人即开始对北平进行文化改造，以孙中山祭奠仪式等活动为契机，塑造孙中山的革命形象，并极力传播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党国观念，同时淡化北平旧有的帝都色彩，以革命的理念进行移风易俗。只可惜，这番努力并未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北平社会“涛声依旧”。到1930年朱自清仍感慨上海代表近代，北平代表中古，“北平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这正是不再作为国都的北平回归百姓日常生活，城市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体现。因此，南京建都让北京开始重新寻找自我的城市文化认同，回归“地方性”与本土化。大量所谓“老北京”的叙事正是在这种基调上建立起来的。正如董玥所指出的：“‘老北京’并不老，它并不是帝都时期的北京，而是距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的民国时期的北京。”（《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本书还引入空间视野作为分析城市变迁的切入点。在论述近代北京人口问题时，作者提到了阶层分化与空间的区隔。北京自清代实行满汉分居内外城，形成城市内部的权力与等级秩序。进入民国，虽然空间逐渐开放，但贫富差距造成的空间内部区隔仍然存在。再如讨论1930年代北平商业文化，以王府井和天桥两个典型消费空间为个案，二者所代表的高端与平民商业区并行不悖，摩登与粗鄙共存，正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文化多元性的体现。

    政治史的骨架之外，让城市史血肉更加丰满的无疑是对人的关注。王著重视群体研究，如在研究城市人口问题时注意到民国北平大量男性单身群体的存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与当时北平传统的经济结构及生产力水平不高有着直接关系，女性职业欠发达且受教育机会较少，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犯罪问题。作者还专门提到了旗人群体。辛亥鼎革以后的旗人生计窘迫，我们在老舍的作品中即可以略窥一二。正像老舍《茶馆》里松二爷说的，“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作者利用民国社会调查资料和报刊史料揭示了旗人群体的困境，北京贫困人口中旗人估计占了半数之多。王著对高校学者及学生群体的关注在论述1920年代文化环境、国民党组织发展及抗战时期文化生态等内容时均有涉及，让我们看到在变动时代读书人的彷徨与抉择。

    不必讳言，本书亦有不足。通观全书，作者讨论近代北京城市变迁，明显有政治与文化两条线索互相交织，虽然有历时性的变化，但全书内部逻辑结构仍略显松散。政治变动的部分论述不够全面，例如对北洋时期的政治史基本没有涉及；其次，在文化变迁的讨论中过于侧重“城市书写”，包括第五章关注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第七章对国都南迁后北平发展路径的讨论、第九章聚焦1930年代与上海对照的“旧都”书写等，更关注文化观念与主观感受，似乎缺乏一些深入的个案研究，读来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最后，在史料运用方面，本书以报刊杂志、民国社会调查与时人著述为主，档案史料利用不足。

    尽管如此，本书积作者十年之功，钩沉索隐，从不同侧面揭示北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历程，展现出较好的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展示了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值得学界和读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