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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陈彦看来，生活与小说的关系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根系越庞大，主干越粗壮，旁枝越纷扰，叶茎越繁复，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
《星空与半棵树》的题目本身就预示了小说内部的巨大张力。作品围绕星空与半棵树两条脉络，在宇宙尺度下对村镇生活的细水微澜进行了观照。开头是一幕来自猫头鹰视角的舞台剧，它目睹了一棵长在两家地畦子中间的百年老树被连根挖起，随即被贩卖到都市，不知去向。陈彦把小说的落脚点放在对一个村镇的山川物理、鸟虫花草、人情风貌、生老病死的铺陈。他始终关注的是当前社会普通人的生存问题。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陈彦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发生的故事与我们的关系时，就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文学也变得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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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星空与半棵树》前前后后创作了七八年。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陈彦：七八年间作品所叙述的生活和人物的命运在变化，作者个人的生活也在变化。如我在后记中所说，这部作品所涉及的生活内容我非常熟悉，但动念写作这部作品，则与从西安到北京个人生活的变化密不可分。有了这个空间的转换，能够更好地和这一段生活拉开距离，可以从更宽广的视野理解和处理这些素材。这对这部作品的写作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要把乡村基层干部安北斗设置成为天文爱好者？ 除了您本人爱好天文学，在小说的结构等方面，您也有过充分的考量吧？ 在这个小人物身上，您寄托了什么？
陈彦：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基层公务员安北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具体事务是琐碎、杂乱的，也很有些鸡毛蒜皮。在被卷入温如风事件之前，他主要负责的是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和各类人物打交道，也需要应付种种突发的棘手事项。这些在旁人看来难以处理的繁杂事务，安北斗都能处理得妥妥帖帖。除了他是当地人，善于利用熟人、亲情关系四两拨千斤外，也有一种情怀深含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仰望星空有关。
安北斗是一个大学生，在上大学时无意间爱好上了天文，最后就把一台二手望远镜带回了小镇，像“一个笑柄”一样，把破镜头时时对向天空。这种持久的观测，让他产生了一种生命的超脱感，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也就不至于深陷一地鸡毛式的琐屑而难以自拔。正因此，即便在被温如风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甚至自己家庭逐渐破裂的过程中，他也还在仰望着。
随着故事的演进，仰望星空已不是他的个人爱好，而是一种精神、情感的需求，包含着他的希望和心理寄托。缺少了这一层次，这个人物便可能是低的、单维的。而正是在“仰观”与“俯察”的不断切换过程中，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才逐渐显现出来。我也是一个天文爱好者，自然有一种“附体”到安北斗身上的感觉了。
中华读书报：不止是安北斗，小说中所有人物形象都是丰富、丰满的。作为一个基层派出所长的何首魁，表面上是北斗镇的“活阎王”，却是最清醒的人物，对各色人等的性格都了如指掌，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生命的最后亲手击毙恶霸孙铁锤。蒋存驴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可是他在追捕罪犯中死亡，成为“污点英雄”。牛栏山是个有点窝囊的乡镇书记，但也为公众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能否谈谈您在人物塑造上的追求和经验？
陈彦：如同秦岭深处山川地貌各不相同、动物植物形态各异一般，作品中的人物也应该各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声音和色彩，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品格。不同人物的品格和眉目一定是不同的，是有鲜明的辨识度的，也应该是丰富和复杂的。因此，不仅写出人物的个人特点，还要写出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我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考虑的问题。
应该说具体的生活现实中的人物是多样、复杂而非单向度的。像叫驴（蒋存驴）这样的人，日常生活中缺点、毛病甚多，但并不妨碍在关键时刻跨出迈向不同人生的重要一步。何首魁面冷心热，一度对温如风缺乏耐心，但随着温如风事件所牵连出的北斗村、北斗镇的复杂问题的不断推进，他对温如风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最后选择击毙恶霸孙铁锤，似乎在意料之外，但的确在情理之中。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也就充分体现在人生最后的这一重要选择中。其他如安北斗、草泽明、花如屏、南归雁、牛栏山、王中石、武东风、孙仕廉、杨艳梅、储有良，甚至包括出场不多的安存碗、花存根、牛存犁、蔡表舅、吕存贵“大师”这样一些林林总总、高高低低的人物，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整体故事的推进，他们的观念、精神、情感和行动的选择，也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的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这也是我在塑造人物过程中的追求之一，那就是写出人物随着具体生命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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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作品开篇就设置了在暗夜里观看世界的动物猫头鹰。此前您的《喜剧》中有柯基犬，《装台》中有始终在迁徙的“蚂蚁群”，如何使这一角色融洽地嵌入作品？ 您为此做了怎样的努力？
陈彦：如果放到世界文学范围内去看，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例子更多。不同作家、不同作品在具体表达上可能存在差异，但用意基本相同，那就是借此打开另一种观照人的生存的视野。既然是另类的视野，自然也就和惯常的理解角度存在差别。而它的意义，它在作品中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种陌生化的效果当中。
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让这一角度“融入”作品，而是如何尽可能穷尽这一角度所蕴涵着的“重解”现实生活的能量。或者换句话说，让这个另类的形象充分展现它不同于一般视角的重要参照功能。
全书以猫头鹰说开篇，也以猫头鹰说终结，中间故事的重要节点，也都有猫头鹰的观察和喋喋不休的言说。猫头鹰有三大特性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一是它白天看不见，夜晚视力超高级；二是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视角达到360度的全视域，也就是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后脑勺、后脊背所发生的事；三是人类通过观测经验总结，发现它总是能对各种重大变故，尤其是死亡发出预警。它的出场便有了巨大的异质性、寓言性与象征性。
中华读书报：序幕中的猫头鹰出场，到第98章又以“独幕剧《四体》”作为结构和主题的呼应回环，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突兀，但也有评论认为精心编织的创作方法和结构设置令人耳目一新。您认为呢？
陈彦：这确实是“精心编织”的结构。在写《喜剧》时，我便尝试过以一条柯基犬的视角讲述人的目光所不及的生活的细部，也是希望打开更宽广的视角。
前面已经提到，《星空与半棵树》叙述的内容并不仅限于人与人，人与社会，而是广泛涉及人与自然，与浩瀚的宇宙中他种生物之间的关系。以“猫头鹰说”开篇，也以“猫头鹰说”结尾，中间还夹杂着猫头鹰对人的生活现实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的“唠唠叨叨”，就是希望打开理解“人的世界”的另一种眼光。这里面既有反讽的、荒诞的意味，也有与生活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而生发的反省。这对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和关系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拓展。当然，这种拓展也可以从艺术表现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它既有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印记，也得益于像《聊斋志异》这样的中国古典作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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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安北斗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还有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借着安北斗这一天文爱好者，小说为大众读者普及了天不少文学知识：银河系，流星雨，黑洞，太阳风暴，柯伊伯带……小说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大地。这些天文学知识如何与乡镇干部要处理的“一地鸡毛”自洽？ 对您来说是否也需格外注意？
陈彦：普及天文学知识不是这部作品的目的，安北斗仰望星空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爱好。这部作品确实叙述了一地鸡毛式的乡村日常生活，但在生活的庸常之外，仍然存在着精神的超拔的可能。
比如说草泽明这个人物，他做过乡村教师，因为教育理念问题而赋闲在家，过上了似乎萧然自远的悠闲生活，但他并非对北斗村的世事毫不关心，而是在乡村文化、精神、伦理、道德等观念的历史连续性中观察世态人情、世道人心的变化。他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打开的是乡村文化精神的厚重一面。
同样，“星空”与“半棵树”，或者说“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对照，就是想呈现一个颇具意味的哲学命题——如何调适理想的、高蹈的眼光和日常生活现实的琐碎、庸常之间的辩证关系。缺少理想的眼光，琐屑的日常生活可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而一味高蹈，罔顾日常生活则可能流于空疏。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关系。
中华读书报：您也提到1950-1960年代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虽然着墨不多，但延长了历史的景深，使作品具有更辽远的历史背景。是创作初始就如此架构的吗？
陈彦：是的。但也不是刻意为之。这部作品力图呈现乡村生活的“全息”形态，这就要求既要叙述它的现实，还要叙述它的过去，叙述这些生活问题，这些人物是从何样的状态中走过来，并一步一步地呈现为如今的样貌的。也就是说需要一种长时段的眼光，从更为宽广的视野中理解社会现实及人物命运。这是就纵向而言。就横向而言，则需要叙述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伦理、情感等等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状态。这也是这部作品写作的难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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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能力、素养是什么？
陈彦：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我仅能从个人感受上谈点看法。作家最重要的能力和素养，恐怕都来自对生活的感光程度——这是一个摄影家的话题，但现在摄影胶卷也不用了，所谓感光原理是不是也不好解释了，我不懂，但通过感光曝光出来的影像，虽然还是生活的底板，却加入了摄影家的取舍与角度，这跟作家的劳动就有了异曲同工之妙。作家的第一能力，我以为还是对生活的感光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再丰富多彩、价值连城的生活现实，也不会进入作家的“法眼”，很多好的东西就失之交臂了。
至于素养，是个更大的题目，我想包括三个方面吧。一是要有广泛的文学经典阅读，不然，难以知道书写存在的方位，就很难处理即使“感光”到的生活。二是尽量拓宽阅读范围，从文学里跳出来看文学，是不是对文学的认知就更宏阔且混沌一些。混沌不是糊涂，而是丢掉一些过于单一化、技术化、模式化的倾向，从而让文学具有更大的关联度与融通性。三是要有一根接通地气的吸管，努力插得深一些，永远吸纳着大地的真气、元气，让自己保持一种不过分追求某种已板结化的素养的活性。
中华读书报：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陈彦：作家肯定是可以培养的，中国和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培养先例存在，现在还正在大力培养。但事物永远都有它的两面性，作家也是不可培养的。不可培养的点，正在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上。历史上没有对作家培养的专门机构，但对经典的阅读、解读，就是一种训练与培养。可仅靠阅读经典、解读经典、剖析案例，又无法进入那些独特生命之独特表达的深层结构、毛细血管、神经末梢。
比如蒲松龄，如果按正统的写作培养，当时大概会讲到“子不语乱力怪神”，那就没有蒲松龄这个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父”了，我们也就看不到《聊斋志异》里那数百个鬼怪妖狐的兴风作浪，以及舞台与屏幕上演绎不绝的“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的爱恨情仇了。当然，蒲松龄也一直在参加“高考”，却终是没考上，大概也是他偏要语“乱力怪神”的原因。
同样，海明威也没接受过正规写作培训，只是当记者时有些修辞方面的训练，但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参加过一战、二战，身上还中过二百多块弹片，就写出了《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敲响》这样的战争体验小说。他一生好打猎、好钓鱼、好喝酒，并且通过卖给好莱坞的小说版权费，给自己买了条不错的打鱼船，专门去喝酒垂钓。很长时间以来都钓得乐此不疲，甚至充满了赌徒心态，最后终于钓回了《老人与海》。钓鱼的人很多，写钓鱼的人也很多，但都没写出海明威这样具有多重意味的垂钓“果实”来。老人历经80多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钓回的马林鱼竟然让鲨鱼啃得只剩下了骨架，算是“胜者也无所得”，获得的仅仅是巨大的“虚无”。只有一个长期垂钓者，才可能有如此惊世骇俗的人间悲壮与孤独的书写。不能不说这种创作具有罕见的独特性，是一种真正的作家的“本色出演”，一切都不可效仿复制。唯有生活的恩赐，才是作家刻骨铭心的创作滥觞。
中华读书报：您对长篇小说写作如此有兴趣。在这个读图与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您都没有过犹豫吗？
陈彦：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传播方式五花八门，传统的小说需要寻找新的读者。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有更多更短的阅读方式，但长篇小说也依然会有生存空间。一是会有喜欢阅读长篇的人，另外长篇小说也能给其他平台提供内容生长空间。我从来没有为此感到焦虑过。也许以后还会写得更长。这是我表达的需要，也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也希望各种现代化网络传播手段，在面对长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时，有一种更加成熟的传播思路与样态。应该相互拜托，相互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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