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发经典智慧　关切现实人生

    ■李耀南

    著名学者刘笑敢新著《〈道德经〉智慧100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在诸多相关著作中，堪称别具一格，迥出寻常。

    刘笑敢几十年主要肆力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和经典诠释方法的研究，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是庄子与道家研究者不能不读的文献。九十年代初，刘笑敢移师老子，专治《道德经》凡数十年，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其中《老子古今》这部百万余言的皇皇巨作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0年）。他有关老子“自然”的系列论文所提出的观点，代表了这一领域已有研究的最高水准。

    五千言《道德经》，史上说者纷纭：有以为《道德经》是讲“君人南面之术”“治世之经”，或视老子为阴谋家、兵家、养生家、神仙家，或将《道德经》解释成道教文献，也有据于“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将老子思想解释为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凡此林林总总，有如杂花生树，眩人眼目，此中存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解释学的问题。

    刘笑敢有慧解独见。他认为老子的哲学不是弱者的哲学，而是真正的强者才可能实行的哲学。老子的“强者”非是一般能力、武力的强大，而是具有包纳万物的道德精神，整体观照天下的高远智慧，实现社会自然和谐秩序的意志力，唯有这样的强者才能知雄守雌处下不争，这样的强者实际上就是《道德经》中的圣人。史上每有依据“天地不仁”“圣人不仁”而持论“老子无情”，刘笑敢研阅穷照，独提《道德经》具有“悲悯天下万物”关切世间一切存在，且无有分别不求回报的慈爱精神。这一解读未见他人言及，可谓补古来之未逮，标新义于当世，这是本书殊异于其他同类著作的独特价值之所系。循此以往，唯有老子的强者，才有老子的悲悯，倘以“强者的悲悯”概括此书大义之一端，不中似亦不远。

    雅思贝尔斯称老子具有“似乎不见底的思想深度”，刘笑敢则以其精审的智识与独到的眼光，细部的分析与宏观的总览两相照应，娓娓道出《道德经》深不见底的哲学智慧。《道德经》没有形式上的体系，但有内在的思想结构，刘笑敢把这一结构展开为道、自然、无为和正反观等彼此关联、互相彰显的四个方面，其中前三者是《道德经》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后者则是老子提供的涵盖天道人事的重要思想方法。

    作为真积力久的硕学名家，刘笑敢多年来游学讲学海外，视野宏阔，融摄中西，其严谨细密的学风突出体现在极为重视《道德经》文本的深度研探开掘，从观念与方法两个领域纠正对于《道德经》的各种理解误区，自觉将史上今世对于《道德经》的理解解释与《道德经》本具原意区分开来，不用辩证法、本体论和宇宙论等西学概念去格义老子思想，他的《道德经》研究有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刘笑敢所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将史上的经典注释诠释分为“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定向”和“当下的、主观的、自我表达的定向”两种类型，他的这部新著显然采取的是前一种研究定向，所有的论述皆从文本出发，旨在追寻《道德经》的原意。

    《道德经》绝对的原意也许永远无法抵达，但可以不断逼近，追寻原意是我们研读《道德经》最重要的致思方向。刘笑敢在考索原意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道德经》那些在历史的解释中被忽视淹没的独特智慧。能够搜寻出经典遗珍，同样具有学术的独创性。比如在他看来，《道德经》之自然具有最高义、体系义、整体义和价值义，与夫后来庄子所讲的外物的自然、王弼所讲的个人的自然判然有分，天下万物百姓整体的自然秩序作为《道德经》被忽视的古典义旨，在今天尤为值得珍视。

    刘笑敢通过细致的梳理，认为《道德经》的“天下”不是以周朝为中心或以某国为中心由内向外逐渐外推的概念，而是“无中心、无边界、无疆域、整体的空间概念”，没有政治权力的含义，可以视为“去中心”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具有价值中立和道德的超越性，意味着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且与老子之圣人对人类整体的责任感和无分别地包容一切的思想恰相契合。

    对于“无为”，刘笑敢分别讨论“无”“为”各自的含义，“为”不是指具体的行为，而是宽泛的没有具体内容的一般行为活动。无为是老子诸如无欲、不争、不宰、不恃等等一系列否定式用语的总代表，无为的主体是圣人，无为不是朱熹所说的“全不事事”，而是“似无实有”的为，这种理想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实现老子之自然秩序与价值的根本原则与方法。刘笑敢还将《道德经》的“无为”析分为内在的无为和外在的无为，内在的无为是外在无为的根据，外在的无为是内在无为的具体展开。凡此皆为戛戛独造，发人之所未发。

    基于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刘笑敢驳正了一些对于《道德经》思想的误读误解。一直以来，有以为老子主张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刘笑敢通过字义分析，厘定《道德经》中的“愚”是质朴淳厚而非愚弄之意，圣人自谓“我愚人之心”的“愚”字，义同“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之“愚”。既然圣人也以“愚人之心”自许，且《道德经》反对君王为了一己私欲而运用心智设计出一套制度法令来宰割百姓，掠民之利，如此就不能说圣人自己精明而让百姓愚钝，而是主张在上之君王更要自居于质朴淳厚之境，感化民风，使民众整体归于质朴淳厚，由此对于所谓老子奉行“愚民政策”之说进行了严谨信实的学理辩驳。

    学界每有将《道德经》的“自然”理解为自然界，大众则更无论矣。刘笑敢严辨老子的自然与自然界、原始状态、自然淘汰、自然状态等等现代常用概念的理论分际，进而澄清老子自然的四层含义，这些研究已被学界接受，并成为再度研探老子自然观所必备的理论前提。另者多认为《道德经》的自然排斥一切外力或“外在影响的作用”，刘笑敢则通过分疏“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认为自然在强调万物百姓的自主性独立性的同时，只是否定外在强力的干涉控制，却并不排斥有道圣人为万物百姓的自生、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创造适当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刘笑敢在孔子与老子的对比中，基于分析宰我质疑三年丧期和子贡建议勿用活羊告祭祖庙两个事例，认为孔子本着自己的是非态度虽不赞成宰我和子贡的主张，但并不强求学生采信自己的观点，由此断言孔子与老子思想有相通之处，孔子能够理解道家的精神境界，也有崇尚自然的一面。但是孔老在路线与方法上存有分歧，老子追求天下的自然秩序与状态，孔子究心于成就君子人格。这些析毫剖厘的平实讲述，逗露出刘笑敢熔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炉的匠心。

    刘笑敢还提出《道德经》之道具有对于世界的终极关切之意，可以成为“理性信仰”的对象，这是对于老子之道极有创见的阐释。通常以为殷人崇信帝（上帝），帝决定人间的祸福；周人崇信天，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德性。老子没有否定帝、天的存在，而是以深度的冥思与理性的推断，以道这个理性概念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与总根据，奠定了万物与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自然），以道取代了帝、天曾经占有的最高位格，因而《道德经》之无意志无目的的道虽不是宗教性的至上神，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具有类似于至上神的功能与位格。刘笑敢条陈道与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功能上的多种相似性，精审扼要地提出“道是非人格非精神的上帝，而上帝是人格化或精神化的道”，因而道也具有信仰的特质，可以成为一个理性信仰的对象。刘笑敢的衍绎廓开了道的宗教性这一新的思想空间。我们藉此可以进一步推想，《道德经》潜在地包涵了以道为核心的“理性宗教”的义旨,把理性的思考与宗教的信仰统于一身，将“宗教式的追寻和科学式的探求结合起来”。倘若进一步展开创造性的诠释，道也许具有弥合科学与信仰之间由来存在裂隙的可能。

    刘笑敢对于国外学者有关《道德经》的一些观点做出回应。比如葛瑞汉和刘殿爵分别认为孔子问礼老子一事是儒家或者道家编造的历史故事，刘笑敢从学术史的脉络提出春秋战国至汉初本无儒道对立和儒道斗争这一历史事实，理据凿凿地论定他们的推想根本无法成立。

    刘笑敢在致力开掘《道德经》所蓄藏的古典智慧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于现实人生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度关切。本书辟专章讨论“《道德经》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回应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以期社会管理者能够充分听取道家的管理智慧。

    刘笑敢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道德经》的自然阐释为“人文自然”，就发展动因的内在性、外力作用的间接性、发展轨迹的平缓性以及整体状态的和谐性等四个方面，从现实的可操作性上展示了《道德经》的人文自然观对于现代社会的启迪。人文自然的价值既强调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又重视社会整体和谐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凡此可以对治人类社会经常出现的混乱动荡和强力控制这两种极端状态。在刘笑敢看来，人文自然并非取消其他各种社会管理手段方案，相反，所有的制度法律道德技术皆当以社会的自然和谐为目标。故此人文自然是人类社会各种管理手段的最高“调节性原则”，各种管理手段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就是社会乃至人类整体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秩序。

    刘笑敢专门讨论《道德经》的无为对于现代管理者的启示，主张现代社会一切人皆应领会无为的原则。他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认为那次改革让农村焕发活力，让农民获得自主权，创造并获得财富，就是老子“无为之益”最近的一次成功实践。又如《道德经》“大国以下小国”“小国以下大国”涉及国际关系，刘笑敢一方面解释老子所处时代的诸侯国国君都是周天子的宗亲或臣属，诸侯国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不同，但是《道德经》所主张的国与国之间的守雌处下不争的思想对于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刘笑敢非常重视《道德经》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揭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战争贸易国际关系等等，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人可以淹贯这些各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即便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无论如何博闻强识，对于专业之外的领域难免知之甚少乃至不知，任何人都应觉解自己的无知。故此在上位者难以万事皆知，也不必躬理万机，事事发号施令，让属下无所适从，而当一任属下放手为其所当为，各各功成事遂，在上位者无与焉。刘笑敢以如何当好一个哲学系主任或大学校长为例，主任或校长不必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专业知识，他所该做的只是给学院或学校的每位教师创造良好发展的环境条件，防止干扰控制，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尽己所能做好教学研究，这就是在上位者的无为与在下位者的有为，也是《道德经》“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在现代社会的具体应用。

    刘笑敢还引述了美国密西西比湖引进亚洲鲤鱼解决了水草藻类和浮游生物生长过剩问题的同时，却危及本地鱼种的生存，以及皮盖蒂的经济学理论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而主张实行全球性高额累进税制，结果却导致经济增长受阻，穷人的生活并未因此而获得根本的改善，他认为这两个事例充分印证了《道德经》所强调的人之心智能力的有限性，所知的局限性。任何一种方案措施，都具有产生多种现实效果的可能，我们无法预知、保证基于良好的主观设想所采取的任何举措，必然达成完全符合预期的客观效果。刘笑敢认为《道德经》的正反观，恰好提供了避免两难境地的哲学智慧与解决方案，启示人们要将宏观与微观、远大与细微、责任与自然放在一起考虑，如此可以减少任何举措所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

    这些基于老子思想的现实观照与反思可谓切中时弊，极为警策。这些阐发绝非漫无边际地让《道德经》无原则无根据地服从今人的现实社会政治需要，而是在深度考索《道德经》本具的古典智慧基础上，返照现实，开显《道德经》的思想精神与现代社会管理之间的冥会暗通之处。抉发经典智慧与关切现实人生之间的分寸感拿捏得妥帖允当，二者既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又能保持适度的理论张力，从中更印证了老子“悲悯天下万物”的情怀对于当今世界的殷殷眷顾。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