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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北平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爱国学生与民主人士。8月19日，平津各报公布第一批黑名单，清华大学当天即遭搜查。吴晗觉得“实在非走不可了，才下决心离开清华园”（《春天集·清华杂忆》），遂有1948年的沪上之行。
对吴晗这次南下与北返，据苏双碧与王宏志的《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下称《简谱》）记载：
八月底，经地下党组织再三敦促，吴晗决定绕道上海，去香港，会合在港的民盟成员一起到解放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到上海后，由于去香港的飞机检查很严，不能成行。当天晚上，郑振铎来看吴晗，要吴晗行踪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上海期间，吴晗还会见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九月初，吴晗由上海回到北平。（《吴晗的学术生涯》，第19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苏双碧受过吴晗“多年的教诲”，《简谱》是他俩为写《吴晗传》（先后有北京出版社1984年初版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增订版）编的。《吴晗传》叙述传主在沪的活动虽较《简谱》略详，但细节仍然有限，叙事也未准确到月日，而《简谱》记其抵沪与返平的月份均为误判。
这次南行是在新旧政权嬗代前夜吴晗做出的方向性抉择，而其在沪上的活动则凸显出他作为民主斗士与学界名家的双重面相，也有必要考明日期与钩沉史实。
一
先看当事人的自述，吴晗在《1946、1948我的两次沪上之行》（下称《沪上之行》，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06年第3期《上海民盟专辑》）里说：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进入解放区的。不料当天的报纸就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郑振铎）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
此文10卷本《吴晗全集》失收，吴晗追忆抵沪在“1948年8月间”，似与《简谱》“八月底”纪事能相印证。而据其时过从颇近的学生张友仁说，吴晗“于9月6日乘飞机到达上海”（《学者与战士》，载《吴晗的学术生涯》，第69页）。黄裳在《过去的足迹》（下称《足迹》，载《黄裳文集》卷3《珠还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里说：
1948年夏秋之际，北平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也好久没有信来了。9月10日，我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是本市寄出的。知道他已经来到上海，真使我惊喜，当夜就赶去了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晗。余庆路的房子是《中国建设》发行人王艮仲的住宅。
黄裳此文作于1979年，也属于事后追忆，而岁月不居，当事人的回忆都未必可靠。但黄裳说的日期有其庋藏的当时吴晗信札为证：
六日到沪小住。因路径不熟，迄未奉谒。今晚倘有暇，乞过余庆路一八二号王宅一谈为快。即颂著安。弟旧史上。十日。
北返清华园后，吴晗曾应黄裳之邀在《文汇报》续写《旧史新谈》专栏，故特殊情势下自署“旧史”的化名，料定黄裳心照不宣。此信虽已收入《吴晗全集》第10卷《书信》，系年却仅标“1948年9月X日”，不知何故并未采纳“十日”之说。吴晗此信自述9月6日“到沪小住”王宅，还有当日叶圣陶日记可以旁证：
将放工时，忽接王艮仲电话，谓辰伯来沪，欲与余相晤，将以车来接。候之至七时许，车始至，又迎振铎及辰伯之弟春曦，遂至艮仲家。辰伯两年为别，精健弥甚。谈平地近状，亦谈佩之全集。旋饮黄酒。食罢复谈。及驱车到家，将十二时矣。（《叶圣陶集》第21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统观各家事后回顾与当时文献，吴晗在1948年9月6日抵沪应确凿无疑。当晚，王艮仲在家招待吴晗兄弟与郑振铎、叶圣陶，餐叙长达四小时，主要针对北平的近况，商谈吴晗赴港受阻又不便北归的对策，也谈了朱自清（字佩弦）全集的出版问题。
二
黄裳《足迹》说，吴晗“对上海的路径很生疏，就要我陪他出门去办些事，记得第二天就去探视了被幽禁的民主同盟两位负责人”。在《忆吴晗》（《读书》2008年第3期）里，黄裳交代了这两位的名姓与探视的细节：
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张表方和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淮海路上的虹桥疗养院，吴晗亟欲往晤。我陪他买了一束鲜花，前往探视。医院中密布特务，恰好罗有女客在座，监视少弛，女客旋即辞去，我就躲出走廊，留吴晗与罗隆基密谈他们的民盟秘事。
吴晗在《沪上之行》里说：“在上海的时候，张澜、黄炎培、罗隆基交给我带到解放区的意见，主要是民盟参加联合政府，要保持退出的权利，成为在野党。”而黄裳《忆吴晗》则说，正是这次会晤罗隆基秘密面交了这份意见，“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九年以后批判“章罗联盟”时，才公开了这封“密信”。这一说法可与吴晗《沪上之行》互为佐证：
这个意见必须得（在港）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的同意后，才能作为民盟的意见呈送给中共中央。后来到解放区以后，沈、章从海道到东北，无从征求他们的意。这件事就作罢了。
吴晗往访软禁虹桥疗养院的民盟领导人，是他由沪转港预定的信使任务之一，完成以后，他与黄裳走在街上“还交换着成功的微笑”（《足迹》）。
这次沪上之行，吴晗作为名教授，也十分关注上海“大教联”争民主、反迫害的斗争。据程应镠在《回忆大教联片断》（同上《上海民盟专辑》）说：
1948年夏天，吴晗从北京来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孙）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联要请吴晗谈谈北京的情况，夜里在麦伦中学开会。我们都住在现在四平路的新绿村，当时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从其美路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会议由沈体兰主持。吴晗讲了北京的情况，主要是清华、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对时局的看法，反对蒋（介石）是主流。他特别提到了张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樊弘与曾昭抡，燕京的严景耀和雷洁琼。潘光旦先生和费孝通，在吴晗看来，是不用说的了。……我和吴晗说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联的情况，对于孙大雨这样走出艺术宫殿颇使他感到喜悦。
三
如果说，这些秘密活动凸显了吴晗作为民主斗士的风采，他与沪上文化名人的酬酢出游，则留下了他作为著名学者的另一侧面。
9月19日，吴晗出席了海上出版界在钱业公会的杂志聚餐会，据当日叶圣陶日记说，“辰伯亦在，诸友向致欢迎。二时半散，与辰伯至我店谈话，议及佩弦全集出版事”。这是吴晗为出版亡友朱自清全集与叶圣陶的第二次商谈。
次日晚上，吴晗与叶圣陶、高祖文、仲华、仲足等五人在马上侯聚饮，叶圣陶日记说与席者“言谈无禁，甚为畅适。十时散”。
26日，吴晗作为主人在其寓所发出“招饮之约”。据叶圣陶日记：“到者仲华、仲足、振铎、祖文、黄裳。辰伯义乌人，近自其家运来陈酒一坛，乃邀诸友共尝。七时举杯，辰伯之弟春曦及弟妇亦能饮，全座酒徒，所饮不少。春曦谓其兄四十岁，适来沪，亦称庆之意。”这次邀集诸友有自庆生日的意味。
程应镠也为吴晗张罗过类似的祝寿聚餐。他回忆说：
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象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同上《上海民盟专辑》）
另据黄裳追记，有一次“是到吴晗弟弟的家里去作客”。但他没交代有哪些友人赴席，而吴晗也曾住在其弟春曦家，故不能断定与26日庆生是否同一次。席间，吴晗“叙述着北平的新闻、在教授中间发生的故事，和青年学生一起跟反动派斗争的故事，怎样想方设法出版地下刊物的故事……，一些惊险场面在他的叙述中总是化为简单的过程，反动派的军警特务似乎并非怎样了不起的对手”（《足迹》）。从其随意的叙述中，黄裳深感吴晗对前途的乐观和信心。
29日傍晚，开明书店设席款待吴晗，叶圣陶日记说，“在店中四楼小饮，外客有辰伯、振铎、祖文、黄裳四人，同人六人。连饮两小时，谈话又一小时，始散”。
四
吴晗这次沪上之行，最大的雅事就是与海上名流在10月头两天出游苏州。据黄裳的《足迹》说，这次姑苏游“由郑振铎、叶圣陶招待”，还记了个小插曲：“不料在北站就碰到了周予同。他在苏州一家学校每周担任了几小时课，一把拖住，一定要他们到学校去讲演。这可怎么行呢？”似乎周予同是临时加入的不速之客。相比之下，叶圣陶日记应该更有实录的可信度：10月1日，“七时半至车站，应高祖文之招游苏州，同游者振铎、予同、辰伯、黄裳。至则诸君几皆先到，唯予同未来，不久亦偕许杰同来。许在社会学院执教，今日往上课也。”显然，高祖文才是组织发起者，其原因叶圣陶日记也有交待：“车以十点半到苏，高之夫人及其友人许显民女士在站相候。许为商营汽车公司之经理，备大车一辆，载全体径趋木读。”众人先参观《韩蕲王碑》，随即在以鲃肺汤遐迩闻名的石家饭店聚饮。餐后，肩舆上灵岩山，游印光法师塔院，再从后山下，游天平山。傍晚乘车入城，“重复宴饮”，而许杰“偕马荫良及社教学院其他二教师来访，相与对饮，又尽六七瓶”。两相对照，黄裳的追忆似将周予同与许杰搞混了，而许杰只去上课并未同游苏州。
饭后，郑振铎与黄裳联袂巡访了玄妙观三清殿两庑的几家旧书肆，吴晗似未同往。黄裳特地买下康熙刻本《骆临海集》转送吴晗，因为著者骆宾王与吴晗都是义乌人。赠书时，吴晗感叹自己“到现在连一本明版也没有”，郑振铎笑着应允：“我送你一部朱元璋的文集吧。”吴晗刚抵沪时，郑振铎知其研究明史而手边无书，便送去《明季史料丛书》与《玄览堂丛书》续编供他阅读使用。他还陪同吴晗买过自来水笔，店员问是否刻名字，吴晗提笔写了吴的上半个口字，郑振铎抢过笔来代写了“辰伯”两字，眼光里责怪他在白色恐怖下忽视了身份的保密。
10月2日，吴晗一行观赏了汪氏义庄的假山石，游览了狮子林、西园与虎丘，乘特快下午“二时即抵沪”。据黄裳的《足迹》，“苏州会来以后不几天，他就又回到了北平，随即转到了解放区”。查叶圣陶日记，在十月十日与廿八日先后记及郑振铎与黄裳招饮，但吴晗再未现身，以他俩与吴晗交谊之厚，即可推断，吴晗应在10月3日至9日间离沪返平的，这与他在《沪上之行》里所说“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正相契合。
综上所见，吴晗1948年的沪上之行应是9月6日抵沪，10月上旬返平的。其后的行踪即如《编年简谱》所说，“吴晗由上海回到北平，并在当天到达天津，当时袁震已在天津等候。过了两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员来陪吴晗夫妇到解放区去”。吴晗不久就抵达西柏坡，开始了新政权下的另一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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