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了一个时代高度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果

    ■黄霖（复旦大学教授）

    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套《郭延礼文集》，是郭先生一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总结，我拜读之后有三点感想。

    第一，这套文集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高度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果。自“五四”以来，人们陆续开展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不论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还是在理论问题的解决，或者是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不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在总体上很难说有人可与郭先生比肩。十三卷皇皇大著，有考，有论，有史；有微观的精雕细刻，有宏观的统论全局；能立足于中国本土近代的文学，也关注中外古今的通变；并致力于开拓诸如翻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女性文学等领域的新天地。其眼界之开阔，目光之敏锐，成果之丰富，认识之深入，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他一生的研究有一条主心骨，即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他投身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后不久，就开始构思完成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世纪80年代之前，独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不多，既有近代文学史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其简略与缺失也不容讳言。大多研究，基本上没有赋予近代文学以独立的品格。所以，在当时（1980年代）能立志独立新编一部超越前人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是要有何等的胆识与胸襟！ 而如今回首一看，这十三本的研究成果，其基干与核心正是这三卷《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其他大都是它的前期准备，或后续补充，以及副产品。于此可见，《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他一生研究的主心骨、顶梁柱。他早年就在心中树立了这样一个高大的目标，对于他一生治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郭先生治中国近代文学坚持走了一条正道。郭先生治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坚持从史料出发，而不是投机取巧，拍脑袋划个框框，搬些现成的材料来填充了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掌握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先做好微观研究，然后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在资料积累、经验积累、成果积累的基础上编撰成史。如近代诗歌研究，他首先在龚自珍、秋瑾研究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然后扩展至诸名家，写了专题论文，再扩大为《近代六十家诗选》，最后再写近代诗歌史，就水到渠成。同时，他又有读书好疑的精神，不迷信前贤。六十年间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域，获得新成果，走出了一条脚踏实地、又创新不止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