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拓荒　终获丰收

    ■马卫中（苏州大学教授）

    我对郭延礼先生著作的阅读，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并完成的。自1984年秋天常熟相识以来，凡有新著，郭先生都会寄我一本，我也会认真拜读。当收到新近出版的《郭延礼文集》，我忽然发现，这满满一箱的皇皇巨著，大多读过。

    而我读过的郭先生著作，其实远不止《文集》所收。譬如秋瑾研究，《文集》收录了《秋瑾年谱》《秋瑾诗文选》《秋瑾文学论稿》和新近之作《秋瑾新传》，没收《解读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等书，这些在我家中都能找到。由此可见，此次出版的《文集》，是郭先生著作的精选。

    几十年不间断的阅读，我对郭先生最深的印象，首先是他能够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郭先生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最早是从龚自珍和秋瑾入手的。其实，龚自珍为近代文学的启幕人，秋瑾则是落幕前的强音。如果近代文学研究是一盘棋，郭先生最早落下的这二子，显得至为关键。以后逐步拓展，近代文学的旖旎风光，郭先生尽收眼底。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十余年的努力，郭先生终于完成15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就个人独立完成的断代专题文学史而言，其规模不说绝后，但一定是空前。在我看来，150万字，就相当于150手棋，郭先生每一手都非常精彩。时至今日，《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已经成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枕中鸿宝，而我也常置手边，并将其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

    其次是郭先生能够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之后，郭先生又开疆裂土，涉猎翻译文学和中西文学交流等专题研究。这大概是其写作《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时用心思考的结果。近代之中国，历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志士仁人都在寻找救亡图存之药方。他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张之洞，也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而研究翻译文学和中西文学交流，就必须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洞察西学东渐的节点，从而明了中国文学接受西学影响的全过程。郭先生的相关著述，姑且不论在学界有很高评价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我们只消读其《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西方和东方、学术和文学之间的影响和交融，通过郭先生筚路蓝缕的论证和抽丝剥茧的叙述，就已经细致而深刻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几十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郭延礼先生勇立潮头。他始于拓荒，终获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