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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6月21日 星期三

    王安石、苏东坡各表一枝写西施

    陈侃章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6月21日   15 版)

        两宋时期,几乎如雷贯耳的文人学士都写有关于西施、范蠡的诗文。那远逝的经典故事拨动了他们的心弦,或脱口成文,或追根溯源,或现场考察,或借古喻今,从而为后代留下了如歌的行板。

        且大致以时间为经,列出那些写过西施、范蠡的宋代著名文人,他们是:王禹偁、林逋、杜衍、柳永、范仲淹、刁约、梅尧臣、欧阳修、丁宝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王十朋、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吴文英……写过西施的宋代诗人当然还有很多,即或仅列顶级的,也许还有遗漏。如果将以上诗人诗作铺排开来,可成一本书稿,则非短期可成也。

        关于王、苏的文字已车载斗量,且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写西施及范蠡的。

        一、王安石写西施,多用政治家眼光

        王安石(1021-1086)写到西施的诗作有多首,以《西施》最为有名,全诗如下:“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诗意明白晓畅,一国主谋如以社稷安危为重,一个小女子岂能成为国家“祸基”? 如果君王能警惕宰嚭这类奸侫,哪用防备宫中有西施这样的美女。诗中涉西施、宰嚭,故此诗一作《宰嚭》。

        王安石这首诗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如唐朝罗隐的《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如陆龟蒙的《西施胜六宫》:“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王安石的立意与唐人的识见异曲同工,力图借古史反映现实,将诗作当议事论政的抒发平台,一浇胸中块垒。然此诗因“诗语惟其所向”,艺术表现力似稍显直白,“不复更为涵蓄”(叶梦得《石林诗话》)。

        王安石还写过另一大美女王昭君的诗,即《明妃曲》,诗云:“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飞,只有年年鸿雁去……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王安石借昭君的故事抒发自己从政心曲,诗意的表达比《西施》委婉一些。

        窃以为,王安石将荷花比作西施的诗更显功力。《荷花》全诗如下:“亭亭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施。”诗中有两处用典,一是世传西施为荷花女神,那鲜艳的荷花“亭亭风露”、“天放娇娆”,与西施天生丽质相映照;一是范蠡助越灭吴,不恋功名,独携西施泛五湖而去,从此超然于政治纷争,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王安石用典贴切,信手拈来显得那么自然。

        王安石还有“远之妍西施,近或丑无盐”,“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若与鸱夷斗百草,锦囊佳丽敌西施”等关于西施的诗句,在此就不展开了。

        二、苏轼写西施,让范蠡如影随形

        苏轼(1036-1101)写西湖与西施的诗最为响亮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1073),其时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诗中苏轼将西湖比喻成西子湖,这是不是首创,没有去考证过,可以肯定的是,苏轼将中国人的景观审美有机糅合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把他心中最美的景以最美的人作比照,是如此形象而惬意。这是一首公认的好诗,琅琅上口,容易传唱,让后人仰慕不止。宋代武衍《泛湖上》评价:“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子。”再没有写西湖的诗作可以超越了。也有不同看法的诗人,如元代张雨《太常引》:“莫将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

        苏轼将西湖与西施融与一身并非一时灵感,而是执着深沉和自许,在其他诗作一再袭用,如《次韵刘景文登介亭》中“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如《次韵答马中玉》中的“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还有“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见《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等诗作中。因而西子湖三字所含的历史底蕴,可以绵绵无穷展开,这就是苏轼的创造力,美景美人互相成就永恒。

        苏轼弟子黄庭坚写西施之美的诗也是绝妙:“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相得。”广为人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从黄庭坚诗句中化出。

        苏轼不但融合美人美景,还往往将西施和范蠡合为一体,让两人如影随形。

        对吴越生聚教训的历史,苏轼当然清楚,其中兴衰切换的重要场景——范蠡与西施的家国情怀、恩怨情仇,最能直击苏轼内心深处。

        苏轼时代的杭州是浙西重要州府;而他内心所寄的西施故里诸暨却属浙东越州(今绍兴)管辖。苏轼对历史底蕴更深厚的越州很是向往,以至在朝廷任职时多次上书,要求外放到越州,然终未遂愿。

        这些心心念念在苏东坡的诗词中反映出来,如《次韵代留别》:“绛蜡烧残玉斝飞,离歌唱出万行啼。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红烛烧掉了江山,欢歌唱出了群鸦。诗中的“鸱夷”是范蠡的称谓,“旧住西”是指西施原来是住在诸暨苎萝西村,故名西施(相传东施住东村)。绝世美人是在苎萝西村寻常农家孕育出世的。

        善良浪漫的苏东坡认为:范蠡与西施的结局,是英雄美人追逐自由:“五湖归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其实,这也是苏东坡的心愿写照,经过宦海沉浮,苏东坡渴望退出庙堂,携红颜知己,浪迹江湖山林,让人生时光在大自然中慢慢流淌。

        苏轼也为吴国可惜感叹,在《范蠡》诗中似有追责之意:“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如今吴国都城姑苏,荒草无边、群鹿出没、物换星移,还不是你范夫子得到西施后演绎出来的一幕幕好戏。故而世人不要忘记“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的历史,否则也有可能“奈何效我欲寻医,恰似西施藏白地”。这些诗句寄托了苏轼的所思所想,用心可谓良苦。

        三、王安石、苏东坡惺惺相惜

        一般认为王安石与苏轼是政敌,其实王安石与苏轼有诸多相通。

        两人都是伟大的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两人都高位中进士,却阴差阳错,都与状元擦肩而过;两人都是书香门第,名闻遐迩,王氏家族又更显赫;两人都是宋室重臣,遭受过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但入世济民思想贯彻终身;两人都与常州有缘,王安石喜欢常州任职,苏东坡希望常州终老;两人都是欧阳修门生,如此等等。

        但两人又有诸多不同。

        王安石做事执着,出语谨慎,很难妥协;苏轼生性放达,随遇而安,顺应自然。王安石不喜社会交往,甚或面拒,这种不随世俗也是其政治上被孤立的原因之一;苏东坡三教九流,无不过从,即或落魄,也有诸多拥趸。两人的文学成就各有千秋,苏东坡还长书法丹青,但策论史学逊于王安石。两人都位高权重,王安石两任宰相,苏轼多诸侯生涯,虽一度位至中枢,也重在幕僚角色。两人政治生涯起起落落,苏轼贬谪流放,蒙受冤屈更大,那名声响亮的“东坡”之号,就是流放的产物,晚年好不容易蒙赦回归,却瘴毒缠身,不治而亡,引得山河同悲;王安石冷落辞退,隐居金陵,还立过生祠,体面离世,朝廷追赠太傅。

        王安石与苏轼的嫌隙是政见有异引起,尽管难以调和,但两人还是相互欣赏。

        先举例苏轼对王安石的欣羡。王安石诗文很多,但词作寥寥,一旦写出,则颇见功力,如《桂枝香·金陵怀古》技惊四座,沈雄《古今词话》谓:“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此老乃野狐精也。”

        苏轼写有《雪后书北寄台壁》诗,内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句,众人叫好,然未有人看出诗眼所在,王安石一句便点出了其中奥秘:“典故出自道家,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双目为银海。”苏轼对朋友慨叹:“学荆公者,岂有如此博学哉!”

        再举王安石对苏轼的不吝赞誉。

        王安石的资历、地位和综合影响要高于苏轼。两人因王安石倡导“变法”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尖锐对立。王安石认为,苏轼非执政长才,但才华横溢,对他的真才实学需提掖保护。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被五花大绑到京城。李定、舒亶、王珪等权臣逼供苏轼,御史台发出公文,传唤各地官府搜集苏轼诽谤朝廷的证据,并追索同党,以便定其死罪。一时风声鹤唳,不少人惟恐躲避不及。然王安石这个苏轼的昔日政敌却挺身而出,积极营救,并利用自己的地位,直接上书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恳望明察,刀下留人。

        苏轼贬谪黄州后,王安石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新作,击节赞赏:“子瞻,人中龙也。”又提出文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不如改成“如人善博,日胜日贫”更宜。当朋友转达王安石意见后,苏轼频频点头,欣然改“负”为“贫”。

        元丰七年(1084)7月,苏轼专程拜访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施礼说:“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礼仪岂是我辈所设。”苏轼在金陵盘桓多日,两人冰释前嫌。当苏轼告辞之时,王安石分外伤感,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才有如此人物。”(王水照、崔铭《苏轼传》335页)

        两人互敬互慕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王安石、苏东坡旷代逸世、天选之人,自宋代以后研究他们的著作层出不穷。近几年王水照、崔铭所著《苏轼传》及崔铭《王安石传》分外耀目,两书都以传主诗文作经纬展开,所撰不戏说,“无一事无来历……均有文献根据,绝不凭空编造”(《苏轼传》后记)。因而格外受业内外青眼。我读后受教非浅,获益良多,感到博大精深。但因书中涉及内容多,特别是官制注释上也有可商处,如《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2022年8月第18次印刷版)第16页表述:“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礼部的最高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宋朝的“礼部侍郎”不是“礼部的最高长官”,而是副职,最高长官是“礼部尚书”,本书第451页的表述就得体相应。王、崔的《苏轼传》已成名著,影响大,传播广,故而提出一孔之见。宋代官制繁复,偶有疏忽在所难免。对于宋代的职官,浙大教授龚延明所著《宋代官制辞典》《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了深入梳理,为公认的研究成果。另外,本书所附《苏轼生平创作简表》第569页出现了元丰二年(1079),第571页又出现元丰二年(1084)的表述,这后面的元丰二年可能是笔误,当为元丰七年(1084)。

        显然,王安石、苏东坡写西施、范蠡的诗作,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含诗人心路,蕴深刻哲思,美人名士交织,这样的作品当然辉映千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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