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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几乎如雷贯耳的文人学士都写有关于西施、范蠡的诗文。那远逝的经典故事拨动了他们的心弦，或脱口成文，或追根溯源，或现场考察，或借古喻今，从而为后代留下了如歌的行板。
且大致以时间为经，列出那些写过西施、范蠡的宋代著名文人，他们是：王禹偁、林逋、杜衍、柳永、范仲淹、刁约、梅尧臣、欧阳修、丁宝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王十朋、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吴文英……写过西施的宋代诗人当然还有很多，即或仅列顶级的，也许还有遗漏。如果将以上诗人诗作铺排开来，可成一本书稿，则非短期可成也。
关于王、苏的文字已车载斗量，且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写西施及范蠡的。
一、王安石写西施，多用政治家眼光
王安石（1021-1086）写到西施的诗作有多首，以《西施》最为有名，全诗如下：“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诗意明白晓畅，一国主谋如以社稷安危为重，一个小女子岂能成为国家“祸基”？ 如果君王能警惕宰嚭这类奸侫，哪用防备宫中有西施这样的美女。诗中涉西施、宰嚭，故此诗一作《宰嚭》。
王安石这首诗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如唐朝罗隐的《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如陆龟蒙的《西施胜六宫》：“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王安石的立意与唐人的识见异曲同工，力图借古史反映现实，将诗作当议事论政的抒发平台，一浇胸中块垒。然此诗因“诗语惟其所向”，艺术表现力似稍显直白，“不复更为涵蓄”（叶梦得《石林诗话》）。
王安石还写过另一大美女王昭君的诗，即《明妃曲》，诗云：“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飞，只有年年鸿雁去……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王安石借昭君的故事抒发自己从政心曲，诗意的表达比《西施》委婉一些。
窃以为，王安石将荷花比作西施的诗更显功力。《荷花》全诗如下：“亭亭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施。”诗中有两处用典，一是世传西施为荷花女神，那鲜艳的荷花“亭亭风露”、“天放娇娆”，与西施天生丽质相映照；一是范蠡助越灭吴，不恋功名，独携西施泛五湖而去，从此超然于政治纷争，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王安石用典贴切，信手拈来显得那么自然。
王安石还有“远之妍西施，近或丑无盐”，“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若与鸱夷斗百草，锦囊佳丽敌西施”等关于西施的诗句，在此就不展开了。
二、苏轼写西施，让范蠡如影随形
苏轼（1036-1101）写西湖与西施的诗最为响亮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1073），其时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诗中苏轼将西湖比喻成西子湖，这是不是首创，没有去考证过，可以肯定的是，苏轼将中国人的景观审美有机糅合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把他心中最美的景以最美的人作比照，是如此形象而惬意。这是一首公认的好诗，琅琅上口，容易传唱，让后人仰慕不止。宋代武衍《泛湖上》评价：“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子。”再没有写西湖的诗作可以超越了。也有不同看法的诗人，如元代张雨《太常引》：“莫将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
苏轼将西湖与西施融与一身并非一时灵感，而是执着深沉和自许，在其他诗作一再袭用，如《次韵刘景文登介亭》中“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如《次韵答马中玉》中的“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还有“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见《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等诗作中。因而西子湖三字所含的历史底蕴，可以绵绵无穷展开，这就是苏轼的创造力，美景美人互相成就永恒。
苏轼弟子黄庭坚写西施之美的诗也是绝妙：“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相得。”广为人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从黄庭坚诗句中化出。
苏轼不但融合美人美景，还往往将西施和范蠡合为一体，让两人如影随形。
对吴越生聚教训的历史，苏轼当然清楚，其中兴衰切换的重要场景——范蠡与西施的家国情怀、恩怨情仇，最能直击苏轼内心深处。
苏轼时代的杭州是浙西重要州府；而他内心所寄的西施故里诸暨却属浙东越州（今绍兴）管辖。苏轼对历史底蕴更深厚的越州很是向往，以至在朝廷任职时多次上书，要求外放到越州，然终未遂愿。
这些心心念念在苏东坡的诗词中反映出来，如《次韵代留别》：“绛蜡烧残玉斝飞，离歌唱出万行啼。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红烛烧掉了江山，欢歌唱出了群鸦。诗中的“鸱夷”是范蠡的称谓，“旧住西”是指西施原来是住在诸暨苎萝西村，故名西施（相传东施住东村）。绝世美人是在苎萝西村寻常农家孕育出世的。
善良浪漫的苏东坡认为：范蠡与西施的结局，是英雄美人追逐自由：“五湖归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其实，这也是苏东坡的心愿写照，经过宦海沉浮，苏东坡渴望退出庙堂，携红颜知己，浪迹江湖山林，让人生时光在大自然中慢慢流淌。
苏轼也为吴国可惜感叹，在《范蠡》诗中似有追责之意：“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如今吴国都城姑苏，荒草无边、群鹿出没、物换星移，还不是你范夫子得到西施后演绎出来的一幕幕好戏。故而世人不要忘记“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的历史，否则也有可能“奈何效我欲寻医，恰似西施藏白地”。这些诗句寄托了苏轼的所思所想，用心可谓良苦。
三、王安石、苏东坡惺惺相惜
一般认为王安石与苏轼是政敌，其实王安石与苏轼有诸多相通。
两人都是伟大的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两人都高位中进士，却阴差阳错，都与状元擦肩而过；两人都是书香门第，名闻遐迩，王氏家族又更显赫；两人都是宋室重臣，遭受过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但入世济民思想贯彻终身；两人都与常州有缘，王安石喜欢常州任职，苏东坡希望常州终老；两人都是欧阳修门生，如此等等。
但两人又有诸多不同。
王安石做事执着，出语谨慎，很难妥协；苏轼生性放达，随遇而安，顺应自然。王安石不喜社会交往，甚或面拒，这种不随世俗也是其政治上被孤立的原因之一；苏东坡三教九流，无不过从，即或落魄，也有诸多拥趸。两人的文学成就各有千秋，苏东坡还长书法丹青，但策论史学逊于王安石。两人都位高权重，王安石两任宰相，苏轼多诸侯生涯，虽一度位至中枢，也重在幕僚角色。两人政治生涯起起落落，苏轼贬谪流放，蒙受冤屈更大，那名声响亮的“东坡”之号，就是流放的产物，晚年好不容易蒙赦回归，却瘴毒缠身，不治而亡，引得山河同悲；王安石冷落辞退，隐居金陵，还立过生祠，体面离世，朝廷追赠太傅。
王安石与苏轼的嫌隙是政见有异引起，尽管难以调和，但两人还是相互欣赏。
先举例苏轼对王安石的欣羡。王安石诗文很多，但词作寥寥，一旦写出，则颇见功力，如《桂枝香·金陵怀古》技惊四座，沈雄《古今词话》谓：“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此老乃野狐精也。”
苏轼写有《雪后书北寄台壁》诗，内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句，众人叫好，然未有人看出诗眼所在，王安石一句便点出了其中奥秘：“典故出自道家，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双目为银海。”苏轼对朋友慨叹：“学荆公者，岂有如此博学哉！”
再举王安石对苏轼的不吝赞誉。
王安石的资历、地位和综合影响要高于苏轼。两人因王安石倡导“变法”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尖锐对立。王安石认为，苏轼非执政长才，但才华横溢，对他的真才实学需提掖保护。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被五花大绑到京城。李定、舒亶、王珪等权臣逼供苏轼，御史台发出公文，传唤各地官府搜集苏轼诽谤朝廷的证据，并追索同党，以便定其死罪。一时风声鹤唳，不少人惟恐躲避不及。然王安石这个苏轼的昔日政敌却挺身而出，积极营救，并利用自己的地位，直接上书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恳望明察，刀下留人。
苏轼贬谪黄州后，王安石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新作，击节赞赏：“子瞻，人中龙也。”又提出文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不如改成“如人善博，日胜日贫”更宜。当朋友转达王安石意见后，苏轼频频点头，欣然改“负”为“贫”。
元丰七年（1084）7月，苏轼专程拜访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施礼说：“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礼仪岂是我辈所设。”苏轼在金陵盘桓多日，两人冰释前嫌。当苏轼告辞之时，王安石分外伤感，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才有如此人物。”（王水照、崔铭《苏轼传》335页）
两人互敬互慕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王安石、苏东坡旷代逸世、天选之人，自宋代以后研究他们的著作层出不穷。近几年王水照、崔铭所著《苏轼传》及崔铭《王安石传》分外耀目，两书都以传主诗文作经纬展开，所撰不戏说，“无一事无来历……均有文献根据，绝不凭空编造”（《苏轼传》后记）。因而格外受业内外青眼。我读后受教非浅，获益良多，感到博大精深。但因书中涉及内容多，特别是官制注释上也有可商处，如《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2022年8月第18次印刷版）第16页表述：“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礼部的最高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宋朝的“礼部侍郎”不是“礼部的最高长官”，而是副职，最高长官是“礼部尚书”，本书第451页的表述就得体相应。王、崔的《苏轼传》已成名著，影响大，传播广，故而提出一孔之见。宋代官制繁复，偶有疏忽在所难免。对于宋代的职官，浙大教授龚延明所著《宋代官制辞典》《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了深入梳理，为公认的研究成果。另外，本书所附《苏轼生平创作简表》第569页出现了元丰二年（1079），第571页又出现元丰二年（1084）的表述，这后面的元丰二年可能是笔误，当为元丰七年（1084）。
显然，王安石、苏东坡写西施、范蠡的诗作，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含诗人心路，蕴深刻哲思，美人名士交织，这样的作品当然辉映千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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