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堪称“世纪期待”的秦史知识考古

    西北大学出版社遵循“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的出版理念，深耕以“思想学术与历史文化”为特色的学术出版。2023年4月24日，其出版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和《中国汉画大图典》分别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和图书提名奖，这份努力和荣耀可被视为是对即将迎来建社40周年的一份献礼，犹为锦上添花的是，《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的面世，再一次引发秦汉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报特邀徐兴无、李禹阶两位秦汉文史研究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书评，以飨读者。

    ■徐兴无

    在注重政治和制度变迁的朝代史研究领域，秦史被划入春秋史、战国史和秦汉史的研究范围，秦国史与秦朝史分属封建制和郡县帝国制时代，俨然是两个性质不太相同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尽管20世纪以来先秦史与秦汉史的研究硕果累累，重大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但是秦的通史性专著，仅章嵚《秦史通徵》（1935），马非百《秦史纲要》（1945，署名马元材），黄灼耀《秦史概论》（1947），林剑鸣《秦史稿》（1981），马非百《秦集史》（1982），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1997），王蘧常《秦史》（2000，始自1926）等数种，而秦汉史、先秦史类的著作则倍之蓰之，总之，秦的历史主体性在中国史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居然为秦史安排了两篇等级最高的文字：《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这个安排，让拘泥于正统史观的古代史家们陷入尴尬。如唐代司马贞《索隐》说：“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此后如刘知幾《史通》等亦多有非议。而司马迁的理由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达得很清楚：“昭襄业帝”，“始皇既立，并兼六国”。秦的帝业并不肇始于秦始皇，秦之昭襄与始皇，一如周之文王与周武王。《秦本纪》载秦昭襄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此事又载于《赵世家》《魏世家》《苏秦列传》《穰侯列传》，《战国策》亦载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之事（《燕策》）。秦昭襄王称帝之举，说明战国时代，秦国已经酝酿出“帝”的称号，以此超越三代以来称天下共主为“王”的政治格局，其背后应该是秦对郡县制度及其相关文化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司马迁将秦的帝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书写，体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

    古人关于秦史的卓识与争论，大多在史观与史笔的范围内展开，其史意能否得到继承与发展，必须依靠史学研究的创新。而要发掘秦史和秦文化的主体性，就必须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秦史“知识考古”，为秦史与秦文化的研究开辟新天地。对于20世纪以来的研究而言，这算得上是世纪期待。所以，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堪称应运而生。十四册著作中的十三册都是围绕着秦文化的方方面面做出的开掘，包括政治、法律、官制、礼仪、祭祀、文字、思想、生产、战争、疆域、都邑、交通等，贯穿着整个秦史的发展脉络。第十四册《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论著索引》（田静编）举凡1919—2019年相关先秦史、秦史、秦汉史的著作和论文，包括考古报告、学位论文等，裒为巨帙，全面展示了百年秦研究的成果。无论是内容还是学术视野，这一大型学术丛书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知识面貌。

    秦在政治上的创辟是其最为突出的历史成就。《丛书》既注重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又注重政治文化结构的探索。众所周知，秦既延续了中华文明抟成、发展的形式，又超越了这个形式。所谓延续，指的是秦和夏、商、周一样，都经历了从文明边缘地区的氏族崛起（秦人），进而称霸中国（秦国），最后“王天下”（秦朝）的过程。秦汉以后周边民族时时入主中原，也可作如是观。所谓超越，指的是实现中华文明制度和文化上的变革与创新，而能实现超越的王朝并不多。就上古而言，第一次超越是殷周变革，实现了封建制的天下一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文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论；第二次超越是周秦变革，实现了郡县制的天下统一，后者胜过前者之处，在于废除了封建血缘等级社会，通过君主集权构建了统一的平民国家，拓展了文明的规模。柳宗元在《封建论》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当然，这种“公天下”并非民有的天下，而是国有的天下。《丛书》从社会经济的大变革揭示了这种“公天下”的本质：战国时代，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秦国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就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经济上实行土地国有制下的私人占有制”。而短暂的秦朝政治并没有能够发展这种新的制度，其原因在于以皇帝专制集权为国家最高目标，缺乏共同信仰、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建设，走向极端的法治主义（雷依群《秦政治文化研究》）。关于秦的君主集权，《丛书》还从统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等方面分析了秦集权君主制的不同政治文化层面，揭示了政治意志和政治目标在实现历史变革中的作用（孙闻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

    秦朝虽然是短暂的，但其设计和实践郡县制度的历史应该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开始，至秦朝灭亡，长约150年。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均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和教训，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

    秦称霸与统一的“富国”之策在于奖励耕战，离不开农业的发达。关中和巴蜀的沃土良田是秦人创辟帝业的经济基础。秦的统一，实现了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形成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区，同时发展了中国的农业制度和农学理论，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向周边和域外的传播（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秦对都邑宫苑的营造，不仅体现了秦对政治核心空间的建构，也体现了秦的工艺水平。阿房宫、始皇陵的建造被视为暴秦的象征和亡秦的征兆，但无论是历史的叙述还是考古发现，其物质成就都堪称奇迹。《丛书》概述了秦“九都八迁”的历程和原因，论述了秦的城市建造成就及其工商业的水平，生动详细地呈现出秦发达的经济、工艺及其包融、坚韧的创造精神（徐卫民、刘幼臻《秦都邑宫苑研究》）。

    秦法被视为严刑苛法的代名词，《丛书》则深入到秦法的各个细节，不仅考论了秦法的内在结构，而且指出，与《唐律》相比，秦法以及汉法尚有早期不成熟法律的特点，尚未法典化，比如律令含混不清、因事立法、重刑酷罚等等，让我们对秦法有了辨证的认识（闫晓君《秦法律文化新探》）。秦的官吏是秦政的重要组成，秦的官吏法，即针对官吏制定的法律，包括选择、责权、等级、考核、赏罚等，随着出土文献的丰富，愈加清晰地呈现出秦对郡县制帝国官僚制度的精密设计。《丛书》对秦官吏法条分缕析，权衡其利弊得失，改变了以往系统研究不够和史料缺失的局面（周海锋《秦官吏法研究》）。秦法是对周礼的否定，被汉人指责为“弃捐礼谊而恶闻之”（《汉书·董仲舒传》），古人集撰的《七国考》《秦会要》仅能呈现其大体轮廓，《从书》则通过与出土文献和考古遗存的比对考证，让我们对秦的婚姻家庭制度、朝聘会盟、丧葬制度、神灵畤祭制度等一系列生活礼仪和国家祭祀制度有了切实的认识，其法律化、民族风格、地域风格，以及对风俗生活的统一，说明秦人的礼仪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志亮《秦礼仪研究》）。随着秦的称霸和统一，秦人通过对上帝、自然神灵与祖先的祭祀，不断地建构其霸权和统一帝国的权威。《丛书》通过历史视角和地域视角揭示了其演变与构成（史党社《秦祭祀研究》）。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和大多数周边政治势力崛起的方式一样，征战是秦人的主要手段。秦的统一进程贯穿战国时代，其战争经验充满智慧，也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宝贵遗产。《丛书》全面系统地叙写了秦人崛起、统一、崩溃历程中的五个战争阶段和重要战例，归纳了内部战争、对外扩张、抵御外敌和人民反抗四种战争类型，分析了其中的谋略、外交与成败原因（赵国华、叶秋菊《秦战争史》）。就政治空间的变迁而言，与周人以小邦征服大邦的“翦商”（《诗·鲁颂·閟宫》）不同，秦自穆公至始皇的统一方式是“蚕食诸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的疆域变迁过程，《丛书》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文化遗存对照比较，划分为八个时段，绘制了数十幅地图，使人们左图右史、时空合观，一览秦崛起与统一的壮阔图景（梁万斌《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的远征与统一帝国的高效管理，都离不开发达的交通，秦的统一进程，不仅是中华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与世界文明连接的过程。《丛书》特辟巨帙，系统深入地发掘了秦的交通史，概括了秦在交通技术、交通制度、交通经营、域外交通等一系列物质与制度方面的伟大成就，揭示了秦交通史的文化价值（王子今《秦交通史》）。

    秦崇尚法制，无论是《商君书》还是《韩非子》，都主张废《诗》《书》，禁文学，统一以后的“焚书坑儒”让秦背负了千古骂名，无论是早期的石鼓文、诅楚文，还是统一后的秦始皇巡游刻石，都是些歌功颂德和祭祀神灵的文字，秦的文学艺术成就乏善可陈。但是秦继承了西周的文字系统，统一中国的同时又统一了文字及文体，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作品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丛书》勾勒了秦文字的基本定义、发展线索和历史地位，以大量的出土秦文字丰富了我们的文字学知识：正是秦文字和文书行政，使汉字告别了古文字，开启了“书同文字”的时代，创新了汉字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周晓陆等《秦文字研究》）。

    历史首先选择秦国来实现郡县制统一国家的使命，有其深刻的文化发展原因。《丛书》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认为，秦作为后起的政治势力，既缺乏礼乐文明的传统，又缺乏战国诸子的思想创新，但是富国强兵的政治思想，使之成为兼收并蓄的政治实验场。而这一过程中思想与权势，即道与势的关系，构成了秦甚至汉代政治文化的张力，而秦并没有能够处理好这样的关系，这是导致秦亡的重要原因（臧知非《秦思想与政治研究》）。如果我们放大到整个战国秦汉的历史时段，正是对秦史主体性的发掘才能让我们看清历史发展的轨迹。在战国七雄当中，郡县制度实践的每一个文化层面都在秦史当中得到集中和高度的体现，秦人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密的制度设计，更具有雄伟的政治目标和坚韧的政治意志，这使得秦国获得了承担统一使命的资格，而秦国也出色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统一任务。但是统一帝国并不仅仅是秦人的事业，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秦和其他地域的人口与物质资源、深厚的文化积累才是统一帝国的全部基础，这恰恰是秦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秦的功利主义政治方针和极端主义治理手段，使东方的人民遭受奴役，文化遭受破坏，秦帝国也因此沦为一个短暂的“驱除”性王朝，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选择更多的人口和更丰富的文化来承担其文明的发展，于是一个依靠楚地众多的人口推翻暴政，同时既继承了秦的制度，又以齐鲁文化为主导的汉朝巩固发展了统一帝国。秦汉帝国才是两千多年中华帝国的基本盘。我们对秦帝国的崩溃感到惋惜，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历史与文化成就表示敬意。

    当然，历史的主体性不等于历史的实体性，所谓“知识考古”的本质也是我们对历史开展的反思。秦史的主体性发掘说到底是对秦史认识的深化，但正是这种对主体性的追寻，推助、深入了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相信今后的秦史研究，一定后在《丛书》的范式指引下，开掘出更多的课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