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

    ■刘跃进

    杨义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充满理想，积极开拓，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追求中，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楚辞诗学》《李杜诗学》《读书的启示》《文学地理学论集》以及《杨义文存》、“先秦诸子还原系列”等60余种图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顾毓琇全集》《中国文史经典讲堂》等书籍19种，逐渐实现自己“从古今贯通到激活先秦诸子智慧”的梦想。

    总结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可以用“三通”概而言之，即古今文学的贯通、中华文学的融通、中外文学的互通。

    古今文学的贯通

    杨义，1946年生，广东电白人。196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70年分配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工作，工人、宣传干事。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唐弢、王士菁等先生指导下，以鲁迅为研究对象，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1998年在香港推出《鲁迅作品精华》。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后，杨义对该书所有点评进行脱胎换骨的修订和深化,点评的篇幅,由原来的三四万字拓展为近20万字，201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还原真实鲁迅,揭示了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精髓。此外，还有《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

    1981年8月，杨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当助理研究员，1985年为副研究员，1989年为研究员。在这十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此阅读两千多种小说。经过十年苦功，最终完成150多万字《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成为杨义先生的成名作。

    在这以后，杨义先生试图突破古今文学研究分家、“隔行如隔山”的模式，开始研究并写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构建返本还原的古典学——检视我在〈文学遗产〉上的足迹》中说：“1991年发表《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从现代文学转治古典文学，我选择的第一个切入口，是古典小说，而且按照鲁迅写小说史先检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作法，首先返回中国‘小说’一词的原本。因而提出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的判断。于是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散布于诸子书的《伊尹说》片段，考察中国小说发端期的原始形态。《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在文体形态的脉络上，是上接《穆天子传》的。在具体的思路上，我运用了文化学、叙事学的方法。”最终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论著。作者意犹未尽，认为中国古典学若不言及诗骚词曲，可能会顿失精神，因而在研究古代小说史之后，杨义先生又转入古代诗学领域，陆续写成《楚辞诗学》《李杜诗学》。

    进入新世纪，杨义先生开始对孔孟、老庄、墨韩、《孙子兵法》《吕氏春秋》以及群经、秦汉文献、出土简帛，进行穷搜博览，陆续从知识发生和生命还原的角度，写出一批文章。长达四万余字的《诸子还原初探》，最初由新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8卷刊载。不到一万八千字的《〈论语〉还原初探》，发表在《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上。这篇文章探讨了《论语》由孔门弟子后学编辑成书的复杂过程，还原其中呈现出来的教育体制、编纂义例、修辞观念、文乐思想、言诗法式的多重关系，追寻导致“儒分为八”以及演化为汉学、宋学的最初的隐微踪迹，为研究先秦诸子文本的编撰体制、成书过程及其思想体系的成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均为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及《论语还原》等，另有《兵家还原》6卷170万字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里，作者提出三种“方法综合”：一是对本有生命的复原性缀合，二是对战国秦汉书籍制度的过程性辨析，三是对大量材料碎片进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

    在《还原中国思想原创的“黄金时代”》（《野望文存》2018年10月27日）一文中，杨义先生指出：“我们对‘黄金时代’学术史、思想史，对早期文本研究的方法，第一个是缀合碎片，还原古人完整的生命形态，进行古今思想的直接对话。第二个就是看到战国、秦汉的书是一个过程，存在历史地层的叠压，解决‘真伪’和‘原委’的难题。”“诸子文本研究，关键不是匆匆忙忙地判断真伪问题，而是透过盘根错节的文化脉络辨析其‘原委’问题。诸子书是怎样发生的？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呢？ 它在哪个地域、受哪个学派影响？ 渗入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的文本研究就更像学术史的研究，变成人的历史的研究。我们这代学者，不能用崇圣的心理去研究前人的涂饰。孔夫子是一个被历代涂饰的人物：汉人给他涂饰了，宋人也给他涂饰了，清人又给他涂饰了。我们搞研究不是研究涂饰，而是超越涂饰回到原貌。”

    不仅如此，杨义先生还有《红楼梦精华笺证》3卷134万字，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中华文学的融通

    杨义先生曾说：“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文化地图是对汉族文学、50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1998年底，杨义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还担任《文学评论》《文学年鉴》主编，全国《格萨（斯）尔》领导小组组长，2006年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2007年被聘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这就为实现他的梦想，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他曾对《格萨尔王传》《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苗族古歌》都做过认真的研究，提出“边缘的活力”“江河源文明”“史诗形态学”等一系列话语，陆续推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通向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讲演集》《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文学地理学会通》等，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写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之一的《文学地理学会通》最具有代表性。该书系统分析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十大命题，如充分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边缘活力”，确定《格萨尔王》等史诗为“江河源文明”的代表,剖析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所构成的“太极推移结构”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巴蜀和三吴为太极的两大“风暴眼”，前者是用武的关键———谁得巴蜀，谁得一统；后者是弘文的根基———泰伯开吴成为华夏入蛮夷、蛮夷归华夏的文化共同体形成形态的杰出典型。

    在《风卷红旗过大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论文选序》中，杨义先生自豪地指出：“把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总格局，探讨其丰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关系，探讨其中心的凝聚力、辐射力和‘边缘的活力’，探讨其融合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历程。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壮族、哈萨克族、彝族、傣族在内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写出自己的专门文学史。尤其是史诗学和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是史诗贫国’的不明家底的缺陷。”

    中外文学的互通

    杨义先生在《风卷红旗过大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论文选序》中指出：“在铸造和滋养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风范中，文学研究以坚实的步履展开国学的视野，旨在为全面振兴的民族传承文化血脉，充实精神元气，开拓原创学理，发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发放一张与世界进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从而在全球化环境中为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动提升贡献大智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更新中国人的观念，给中国人以一幅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图谱。愈来愈多的深刻的学者开始新的思考和新的精神谱系的建构，在全球化条件下，探索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如何还原，如何融合，1992年他撰写的《中国叙事学》，采取“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造新学理”，即“还原—参照—贯通—融合”，受到读书界的关注。

    还有一个历史契机。2010年4月27至29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中文系在澳大举办“近代公共媒体与澳门、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杨义先生提交的论文是《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作者从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死，说到《四库全书》，讨论了四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的过程。

    此后，他任教于澳门大学，在潜心研究之余，不时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讲学，从本质、内涵、方法上探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并在众多领域，涵盖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来四百年的西学东渐过程，中韩日相互影响的东亚化，以及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直到近代的鲁迅、沈从文等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度的文学地理学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原创性见解，在诸多领域丰富了学术史和文学史的叙述。这期间他出版的专著有《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国学会心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文学哲思录》《文学赏心录》（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寻找大国学术风范：杨义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此外编辑了《先秦诸子还原四书问学录》（澳门大学2011年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积极倡导大国学术风范，并身体力行之。

    作者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把握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这一要义，同时需要树立起“大文学观”的理念，从文化表达的层面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因此，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重新考察中国文学的历史：一是精神层面的内外相应，即个体生命与历史时代命题的交互作用；二是文化层面的雅俗相推，即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的互动互补；三是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即中原文学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

    结尾的话

    回顾杨义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不论是古今文学的贯通、中华文学的融通，还是中外文学的互通，我们发现，他的学术兴趣永远在变化中，没有丝毫守成的意思。他在总结《文学评论》创刊60年的历史经验时说，60年的落脚点是开拓，这又何尝不是他的特点呢？ 他说：“在学术上，我们应该把一般性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对外来思潮加以消化吸收，借鉴选择，而不能代替自主创造，更不能用它来贬抑自主创造，不能给自主创造的脑袋套上‘紧箍圈’。我们需要一个体制让学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的学术话语、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发出洪亮的声音。我们已经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探索，但是用我们的现代学术超越困境、走向全面振兴的标准来衡量，还应该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派，使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仅要成为经济上的巨人，而且要成为思想上的巨人。”

    这也可以说是杨义先生的最高学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