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忘年交”何龄修先生

    ■孙家红

    著名明清史学家何龄修（1933—2018）先生逝世于2018年3月，距今已逾五载；揆诸生年，今年恰值其九秩冥寿。日前整理旧物，发现2007—2010年何先生与本人往还信件数封，睹物思人，难免往来古今之慨。

    不打不相识的“忘年交”

    何龄修先生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商鸿逵、许大龄、邓广铭诸先生，1958年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组工作。按照年齿，算是北大的老学长和社科院的老前辈。攻读研究生时期，笔者在北大历史系课堂上经常听到何先生大名，后来由于对明清史学大师孟森（1868—1938）的生平和学术产生浓厚兴趣，多方寻觅相关史料及研究论文，注意到何先生曾有一篇名为《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的长文（《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读罢该文，在深受教益的同时，对于作者采用阶级分析理论检讨孟森史学研究之成就得失，颇不以为然。由于少不经事，遂在《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与著述》一文（《书品》，2007年第2期）中斗胆提出了批评，指出“有的文章局限或满足于用带有较强意识形态特征的文词，戴着‘有色眼镜’，对孟森史学成就进行评述”，“得出来的结论是有失公允的”。

    至迟在2007年夏天，与何先生通了第一次电话。记得在通话中笔者先是主动介绍了个人经历。何先生除了老辈学者一贯的礼貌和客气外，突然话锋一转，直接发问：你那篇写孟森的文章批评有人戴着“有色眼镜”，是在说我吧？！ 笔者当即向何先生坦白：是又不是，因为不止您一个人有这样的“有色眼镜”，似乎从商鸿逵先生那篇文章《述孟森先生》（《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就开始了。何先生则说（大意）：当时不得不这样，也只能这样，但我并不觉得是错误的，因为有理论的历史研究，才是有深度的历史研究，否则历史的研究容易表面化。对此，笔者虽不能完全苟同，但感觉到拙文或可采用较为平和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明显感到何先生并没有因为后生的几句批评而“吹胡子瞪眼”，更没有因为这几句批评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总之，第一次与何先生通话在一点意外和九分愉快中结束，成为彼此订交之始。某种程度上，算是“不打不相识”。

    2010年12月20日“以史为心——史学家孟森著述遗稿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幕，何龄修先生应邀参加并发表现场演讲。其在演讲中谈及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并加以解释道：

    关于这个体系，我在一篇纪念心史先生诞生120周年的文章（《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见《五库斋清史丛稿》）中，曾做过一点粗略的分析和解说，其中不免有几句负面的话，引起了热心研究心史先生的年轻学者孙家红先生不点名的批评……说实话我见到这个批评当然不能说高兴，但也没有出于病态自尊心而生出过反感。我的年纪比孙家红先生虽然大很多，但并不能成为免除被批评的特权，对于一切前人的著述，其同时代人和后人都有权将其“过筛”。至于筛得对不对，属于另一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三者也可以介入。这样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才有可能接近真理，并最终掌握真理。我根据这种认识，至今没有接受孙家红先生的批评，不思“悔改”，他也不以为意。我们正常交往，逐渐成为忘年交，我还因此得到他很多帮助。

    由此可见，拙文对老先生的思想触动彼时犹在，但于“耿耿于怀”中足以彰显其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懈追求，面对后生晚辈鲁莽灭裂的学术批评，故能以极豁达之胸怀坦然处之。无独有偶，2007年12月21日何先生致笔者第一封信中，特别抄示了《孟心史学记》“编后记”中一段文字：

    然而，孟先生学术的流传、发展，不绝如滚滚江河。最令我兴奋的，是新一代孟先生学术的喜爱者、研究者开始登台亮相。本《学记》辑入的孙家红、尚小明两先生的专文，其特点是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反映了孟心史学术研究的新气象，显示出心史先生学品人品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

    区区小文，能入何先生法眼，且获谬赞，已属十分难得。尽管文中语带批评，却不以为意，坚持收录书中，更见其为学为人具有宽宏雅量。尤其何先生在孟森遗稿展上的公开发言，原可不必涉及此事，却主动将心中块垒勇敢披露，引不佞为忘年之交，自是对于年轻学人的至高抬举。

    孟森的崇拜者

    回想与何先生交接往来始于笔者撰写的孟森先生小传引起他的关注，论学问道的核心也多半与孟森先生有关。何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回首百年，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他给清史学提供的新的东西，至今无人能及。也就是说，至今无人提供出能与他比肩或更大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清史学新成果。这是百年中涌现出的一位令人景仰的清史学大师。”（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载《五库斋清史丛稿》，第7页）

    然依笔者愚见，尽管何先生一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接近真理，并最终掌握真理”，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但其长期以来所抱持的一些主观或情感因素，在评价孟森先生史学成就时或多或少发挥作用，亦深值关注。首先，何先生是北大历史系已故教授商鸿逵先生弟子，商先生则是“孟门高弟”，故在师承上何先生之学术属于心史一脉，于情感上自较亲近。其次，正如何先生所言，孟森先生的学品人品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他在研读孟森先生作品过程中曾有深切体会——笔者亦复如此，受其感染，在主观上较易获得共鸣。

    不仅如此，何先生始终以继承和发扬孟森先生之学术为职志，在充分尊重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往往不拘成见，独辟蹊径，成就崭新学术成果。正如其所曾言：“我是孟森的崇拜者，但也不认为那就是最后的思维。”（杨海英：《何龄修：思维世界里的长跑者》，《文汇报》2018年9月7日）而其对于孟森先生经典名著《明元清系通纪》系念尤多，希望当代学者能对该书作一客观评价，同时希望藉此检讨既往，以启山林。他在《孟心史学记》“编后记”末尾言道：

    从《明元清系通纪》问世起已过去七十馀年，而后人竟没有写出一篇研读此一巨著的心得体会的文章，检讨我们在学习、继承优秀史学遗产上所取的态度、所做的工作，也可见差距有多大。作为明清史后学，我们为此感到惭愧，我们不能忘记自己肩上那一份承前启后的沉甸甸的学术责任。在纪念孟森先生诞辰、忌辰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最新出版的素材，学习前贤，步武前贤，光大前贤，超迈前贤，为明清史学的发展做出较大的创造性的贡献。

    同年12月21日致笔者信中，何先生亦对此书念之再三：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篇研究、评论《明元清系通纪》的专文。我曾先后约请商传、徐凯、姚念慈、刘小萌四先生撰写专文，均未成功。一种怃然自失的情绪笼罩心头，久久挥之不去。……如今暮气颓唐，顾虑孔多，实在也因学力差距太大，不敢再奋起自撰，便只得忍受阙如。即使提笔与先生道及，心中还是酸楚。

    然而，当年何先生约请商传、徐凯、姚念慈、刘小萌四先生撰文评价《明元清系通纪》，四先生均辞未就。何先生故去后，对于此事，更无问津者。

    2010年4月9日，孟森先生遗著手稿捐赠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何先生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坚信这些遗著手稿会发挥应有作用。随后，笔者将与潘建国教授共同整理的“捐赠目录”寄呈。同年7月14日何先生来信云：“心史先生遗作遗物丰富多彩，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奇怪的是，七十年来，片纸未失。家属居然未用以换钱。古人定会认为，似有神灵呵护。今人虽不信神，然其实难得。”12月20日孟森著述遗稿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幕，向何先生及历史所同仁发出邀请。接到消息的何先生十分高兴，决定亲率同事18人前来观展，并发表现场演讲。由于何先生当日身体欠安，现场只能即席念稿，但其演讲时心情比较激动，几次停顿哽咽。看得出来，他瘦小的身躯里面心潮起伏澎湃，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不喜虚夸，爱按原样说话”

    何先生多年以来对于独立精神和学术原则的坚守，给大家树立了榜样，而其至真率性、风趣幽默一面，尤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其逝世后，历史所同仁撰写的“讣告”中言：

    何先生个性独特，说话幽默，为人正直。何先生对学术无比忠诚，对人事往往直言不讳，学术评骘往往能切中肯綮、眼光独到，是少见的能坚持原则的学者。对清史室和《清史论丛》的维护，对清兵入关的争论、李自成结局的争论等等，何先生不骑墙、不含糊、不抹稀泥。

    2009年初笔者申请一有关孟森先生的研究项

    目，请何先生写推荐信。随后项目获得通过，特修书一封，向其禀报并致谢忱。同年8月11日何先生复信云，“小小推荐书不敢贪天之功。湘人不喜虚夸，历来爱按原样说话”。可见其对湖南人的至真率性并不讳言，且有几分“自负”，与时下相较，或可谓“具有古人之风”。然以笔者经验，与其说何先生之为学为人至真率性完全出于湖南人的脾气秉性，毋宁说这代表着古今中外学术一种“实事求是”的本真精神。

    何先生的至真率性，表现在学术上，“不骑墙、不含糊、不抹稀泥”，可谓其自然本色。其撰文立论，除史料扎实、思维绵密外，始终充盈着一种坦荡豁达的浩然正气。而其日常对于史事、人物之分析评论，更是秉持“不虚美，不隐恶”原则，不与流俗同调，故多言人所未言，亦足彰显其灵台清净，不着一尘。

    另外，关于向达先生的回忆，更可见何先生“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真挚性格。何先生在《有关向觉明（达）师二三事》一文中，除了表达缅怀和思念，更结合亲身经历，坦陈自己的看法。例如，何先生直言“向先生在副所长任上，工作也有失误”；在王毓铨先生的职称评定过低问题上，“向先生从来不是居心不良的人”，但“不能否认，向先生的高傲性格，瞧不起人，在其中起了颇大的作用”（《向达学记》，第226—227页）。

    关于1957年向先生被划右派一事，何先生的立场尤显客观中立，对当事人具有同情。长期以来坊间传闻，向在反右斗争中遭难，是同为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先生运作结果。何先生则坚持认为：“他（指翦先生，笔者注）不肯歪曲历史，诬赖无辜，遭迫害致死。我不希望把一些不是他干的坏事也贴到他名下，如果确是他所为则历史也不容抹杀。希望看到知情者有说服力的说明。”并说：“我只知道翦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大难临头时宁愿以死抗争，不肯对刘少奇主席落井下石，不知道他曾陷害无辜。向先生遭难，我宁愿相信与翦先生无关。”（《向达学记》，第225页）

    其实早在上述回忆文章发表之前，某次与何先生对谈及有篇网文专门讨论向达与翦伯赞的故事（雷音：《向达与翦伯赞》，《读书文摘》，2010［7］：4）。何先生表示，如果方便，找来看看。归后即将该文找到，打印寄呈。2009年3月19日何先生来信中言：

    《向达与翦伯赞》文并大札收到。……我看了一下，觉得给向先生划右派，是翦先生作用的结果。此点违背基本事实。这个看法是一部分人的猜想，是根据“一山难容二虎”的定理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向先生划右派不在北大，而在历史所，主要材料不是过去的言论，而是在吉首的言行。翦先生在批判大会作主要发言，是因为向先生本是北大的，翦先生不能拒绝。这个情况不能逆推，说他划右派也是翦伯赞先生搞的。

    上面这段话，无疑也是其“不喜虚夸，爱按原样说话”的个性流露。像何先生这样直面惨淡的历史事实，敢言能言，对于历史始终抱持温情与敬意者，实在值得保护和发扬。

    最后，想说一下何先生的交友之道，尤其对于笔者这位“忘年交”的关怀和帮助。但又觉得彼此交往较密，多讲一句溢美之辞，便显得虚伪。索性学习何先生“不喜虚夸，爱按原样说话”的做法，讲两件小事，以例其他。记得第一次到何府拜访，除了携带几件个人作品，请其赐正外，顺便在其楼下便利店买了几样水果。刚进门时，何先生并未显出客气，把水果放在门口，便将我带至屋内，直奔主题，聊了起来。待到告辞出来，何先生送至门外，提起那几样水果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你我君子之交，不必带这个来，赶紧拿回去！ 我则回答：区区水果，不值几个钱。若要给您送礼，也不会送这个。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最终在笔者坚持下把水果留下，但何先生也很坚持，说：你第一次来看老朽，我一定要送你到小区大门外。还有一次拜访（约2012年），何先生手术后正在家里进行康复训练，虽然步履显得艰难，但见面后很是高兴，聊了许久。待至起身告辞，何先生则说：“临近中午，你吃完饭再回去。我没法出门，就让我的儿子陪你在附近餐馆吃顿饭吧！”面对这样的“非礼要求”，笔者自然果断拒绝，赶紧告辞而出。

    笔者现存何先生来信仅至2010年7月14日，但事实上其后往来渐少，却未完全停止，主要因为何先生晚年患有帕金森症，腿关节手术后行动更加不便，后来提笔写字也很困难，于是改用电话联系。记得有一次何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有一些评论意见要发给我，没法手写，便委托家人录入电脑，再用邮件发给我。可惜的是，收到这封邮件阅读后，并没有下载保存。后来由于操作失误，信件莫名被删，如今只能“长恨春归无觅处”了！

    2018年3月21日，何先生在北京垂杨柳医院与世长辞。得知何先生的去世消息，笔者特别写了两副挽联，以示哀悼：其一，学贯明清累世懿德盈五库，艺兼文史奕代光辉满京城；其二，五库斋中犹记闲话少年事，劲松桥外何人再兴杞忧思。

    在随后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笔者遇到与何先生同为忘年之交的朱宪先生。众所周知，何先生退休后曾参与王锺翰先生主编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四库禁毁书丛刊》，在其中宣力尤多。其实，这个项目背后的统筹规划全在朱先生一人，故其与何先生往来频繁，相交深厚。令人羡慕的是，其与何先生的忘年之交，不仅时间较久，而且是可以开开玩笑的那种。仪式结束后，我和朱先生结伴返回，并在海淀黄庄附近的一家菜馆午餐，共同追忆这位刚刚去世的忘年之交，把酒庆贺这位老人终于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苦旅，往生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