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龚古尔奖首次颁奖120周年。60岁的法国记者和评论家阿诺·维维昂(Arnaud Vivi⁃ant)出版新书,分析该奖对当代文学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
《龚古尔站:文学奖120年》(Station Goncourt:120ans de prix littéraires)厚180页,4月21日由工场社出版。
维维昂说,法国的文学奖世界就像一座森林,其中有龚古尔奖和妇女奖这样雄伟的百年老树,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树,整体上构成了所谓文学共和国的一大支柱。不过,乍看上去,文学奖是违反理性的。它唤醒了我们对学校搞排名的糟糕回忆,建立起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竞争,也把与众不同的创造性自由金融化和等级化了。但龚古尔兄弟在1903年发明的这一非学术性奖项为法国的文学生活奠定了基调,不仅延续至今,还成了法国和世界上众多同类奖项的榜样。
“好吧,文学奖,至少是那些名副其实的文学奖,并不颁发奖章或奖状。”维维昂写道,“他们给钱。”
给钱有两种方式,有的给现金:十二月奖的得主能得到一张三万欧元的支票;有的给名声,再由市场把这名声通过增加的销量变成作者的版税。龚古尔奖的奖金只有区区十欧元,但2020年埃尔韦·勒泰利耶(HervéLe Tellier)的龚古尔奖获奖小说《反常》(L’anomalie)已经印行了100万册。“这些数字让出版商们梦寐以求,他们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这些奖项的颁发。”
法国现在有两千到五千个文学奖,由日益远离文学界的评委会分发。法国以外的文学奖数量虽然没有这么惊人,但也同样有增无减。每年表彰优秀图书的龚古尔模式基本上构成了一种对文学予以资助的平行方法,但在整个20世纪,它们一直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非议。维维昂说,有关文学奖不透明和腐败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却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认为,120年来,文学奖成功地构建了文学的结构,但也有可能成为营销的噱头。图书是个收入微薄的行业,作者仍然属于产业链中收入最少的环节。众多奖项产生的奖金和销售额,本应通过让有前途的作者得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来中和这种状况。但经常发生的是,作家在出版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并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关注后才走上领奖台。
维维昂本人做过十二月奖和花神奖的评委。在《龚古尔站》一书中,他思考并提出了很多问题,如:文学奖是否代表了评委的意见? 民主在这些场合真的有效吗? 文学奖是否一定会奖励当时最好的作品? 获奖的图书和作者是否反映了社会进步? ——答案是否定的:“龚古尔奖和大多数文学奖以法律社会的步伐蹒跚前行,从来没有比社会更快,往往还更为谨慎和谦恭。”
文学奖的设立和延续也取决于它结成的友谊和敌意。“评委会为一本书投票,但也为它自身在奖项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投票。”维维昂说。
书名中的龚古尔站确实存在。它是巴黎地铁11号线上的一站,位于十区和十一区交界处,1935年启用,临龚古尔街,以创办了龚古尔奖的埃德蒙和朱尔·德·龚古尔兄弟命名。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