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跨越时空的寻找与治愈

    作者以融入生命体验的扎实的细节来塑造生活的质感和历史的真实感，也赋予这些历史的片段砖石般的质地。

    “历史题材小说是有魔力的，一旦写上，就会欲罢不能。这种写作，满足了写作者的多种需求，求新，求难，以及开拓思考与想象领地的欲望。”这是殷健灵在谈及自己创作历史题材小说时的心得。她之前的《1937·少年夏之秋》《野芒坡》《彩虹嘴》等都是讲述以上海为地域背景的战争历史故事，长篇小说新作《帆》依然涉猎历史题材并且有所突破，故事追溯至20世纪初叶的历史，在时代和地域上作了更为宽广的拓展，并以多旋律的叙事方式来展现丰富的社会人生和多个角色的成长历程。

    《帆》是一部跨洋小说，以来自上海的作家“我”在新西兰银蕨写作中心访问期间结识中国友人为主线，由此衍生出华人后代默君及移民女性喜莲各自讲述的祖辈和自身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读这部成长小说《帆》，似乎在读少儿版的《喜福会》。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成名作《喜福会》中讲述四对华人母女的人生经历，母亲们带着自身的伤痕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也有和解，构成了一部两代女性与命运抗争的四重奏。以新西兰为异域背景的《帆》也多涉及母女故事，但非关母亲们在中国的爱情，而更多是家庭代际中的亲子关系和女儿们的抉择。《帆》的叙事结构包括三重时空：一是2017年的新西兰奥克兰，是作家、默君和喜莲母女之间的交往；二是默君讲述奶奶凯瑟琳（中文名春令）和收养她的新西兰传教士玛姬的经历，人物轨迹主要是从1905年到1932年间中国广东开平、上海和新西兰多地的来去；三是喜莲讲述自己从童年时期开始的成长，时空主要是从1990年至2001年的中国陕西西安。这三重时空交错并行，构成了多声部的旋律，后二者的讲述发端于当下，经过回溯延展，又汇聚于当下，映照出“历史”和“现在”的关系：“历史”并没有成为完全的“过去”，“历史”依然流贯至“现在”并影响着“现在”。

    以凯瑟琳为叙事中心的这条线索贯穿百年，反映了新西兰华人生存史，也反映了海外华人对家国之根的寻找。关于华人在西方国家的淘金史，大多出现于西方国家的华裔文学中，鲜有中国本土作家去书写，殷健灵的《帆》突入这一领域，探索了150年前华工在新西兰金矿淘金的悲苦生活和华人在西方主流社会所遭到的歧视和压迫。往来于中国和新西兰的玛姬担当了信使，给华工在广东的家人带去信件与钱财，她满怀爱心地帮助村民，救死扶伤，领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女孩春令。春令到新西兰后去探访死于金矿的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亲眼目睹了华工们贫寒的生活，把父亲的遗物笛子和奶奶的梳子、母亲的荷包一起放进盒子珍藏。这是属于一个家庭的温情记忆，也折射一代华人飘零海外的辛酸历史。

    殷健灵认为：“对于文学，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计入史册的大事件和大人物，而是无数如蝼蚁般的普通人颠簸于乱世中的凡俗生活，是他们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他们的波折、绝望、信念、智慧和勇气，还有卑微、猥琐与愚昧，而在这其中，孩子从不缺席。”《帆》除了观照新西兰华人历史这一独特题材，还涉及其他众多的历史事件，如，玛姬带病重的春令前往上海途中参与洪水救灾，春令在上海慈善孤儿院的生活则和作家之前的《野芒坡》发生交集，春令长大后返回中国行医期间逢上日本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等。作者以融入生命体验的扎实的细节来塑造生活的质感和历史的真实感，也赋予这些历史的片段砖石般的质地，给凯瑟琳这条重要线索的叙事打开了一段段令人感喟的社会风景，沉淀着家国的伤痛，也包含人间大爱，带来掷地有声的厚重感和生动饱满的血肉感。

    身份寻找是凯瑟琳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华人在新西兰受到歧视，导致她从小到大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刻意与淘金华工和其他华人保持距离。直到她回到中国家乡行医，被乡亲们所尊重，才真正找到了归属感。凯瑟琳的身份认同过程折射了华人在西方的普遍境遇，这既是源自外在主流社会的压迫，也缘于华人因处于边缘地位而生的自卑。从凯瑟琳到她的孙女默君，一代代都经历了这样的折磨，出生和成长于新西兰的默君自称“重走了奶奶的路”“小时候特别渴望摆脱华人的身份，可是年纪越大，却有了一种新的焦虑，害怕永远失去自己祖先的文化和语言……我相信我的奶奶也有过这种身份焦虑。”她发现：“无论你怎么通透，怎么努力，你都摆脱不了上一辈人的影子，不可避免成为他们的翻版。”默君进而延伸到困扰每一个身处西方的华人都会面对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失去或找回祖国的文化和语言，是否可以定义其国族身份？

    漂洋过海到新西兰、而后又往返于中国和新西兰的凯瑟琳的复杂人生与社会历史密不可分，她所寻找的“我是谁”关联着对家国或故乡之根的寻找，历史在其中投射了浓墨重彩的身影。而在喜莲这条线索的故事中，历史淡出，叙事主要聚焦于女孩的个体成长和长大后对自我之根的寻找。生活在父母不和的家庭，让喜莲从小就压抑自我，为了生存而讨好别人。母亲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而宁可维持无爱的婚姻，父亲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让喜莲无法亲近。她总是活在克制、封闭与委曲求全之中。直到洒脱的高中女老师的出现和鼓励，才使她逐渐释放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想要的道路。然而，原生家庭的伤痕给成年后她的婚姻家庭都带来了阴影，缺爱的童年导致之后婚姻的失败。她出于道德和义务去赡养父亲，但从小到大与父亲长年的冷漠和隔膜，使她内心里始终打不开死结，她与父亲之间仍然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以至于和自己的女儿玉兔产生了冲突。当默君诉说凯瑟琳的身份寻找时，喜莲发出了共鸣：“谁又不是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中寻找自己呢？ 我们寻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而解决的途径，唯有穿过时空的隧道，与当年被困的自己和解，才有力量宽恕伤害自己的人，也才可能获得真正的释怀与安宁。喜莲的故事涉及三代女性：她的母亲、她自身和她在新西兰出生的女儿，三个人的境遇和个性各不相同，但都独立和顽强，这或许也是一种血脉的传承。

    无论是家国之根还是自我之根的寻找，这些寻找也都指向女性身份和命运的思考。玛姬是凯瑟琳成长中的榜样和领路人，她以博爱之心帮助贫穷的华人，以包容之心接纳和欣赏中国文化和故事，她热爱中国，并指引凯瑟琳去学医救助国人。凯瑟琳遵从玛姬建议学医毕业，记者在报道中称她为“新西兰的第一个华人女医生”，而凯瑟琳在给玛姬的信中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新西兰的第一个华人医生”。去掉“女”字，不仅是因为符合更宽广的客观事实，而且也可能是出于对男女地位平等因而无需凸显性别身份这一女性主义思想立场。事实上，凯瑟琳在回国之后的行医过程中越来越勇敢地独当一面。对于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小说中有一章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即作家“我”邀请喜莲一家来作客时，她和喜莲、默君三位成熟女性之间展开了许多推心置腹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说并没有给作家“我”设置一条完整的人生故事线，但是这个角色并非仅仅充当一个别人生活故事的观察者、倾听者和记录者，而是同时也充当一个“思想者”。她敏锐地看到了“孤独”的存在与“和解”的意义，她和她喂养的流浪猫奥斯卡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她深层的思考：“无论是猫还是我，本质上，我们都是孤独的，都在寻觅着打开自己的通道。敞开自己，真正地面对自己，不正意味着可以卸下因袭的负担，轻松地前行吗？”寻找与治愈，也是小说中贯穿的经脉。

    《帆》以历史叙事带来了广度，以性别叙事带来了深度，以身份叙事带来了高度。这部小说以多重时空进行整合叙事，层次丰富，意蕴丰厚，形式丰盈。米兰·昆德拉提出了“小说的旋律配合”这一形式追求：“小说旋律配合的基本条件是：第一，不同要素的平等；第二，整体的不可分割。”这些要素都探索同一个主题、问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小说结构的支柱，是解开小说结构秘密的关键。昆德拉强调小说的“复调”更多的是诗意，而非技巧。《帆》以多旋律构成了一部诗意的小说，作者或许有意无意中也用音乐的方式营造小说结构，给每一章设置各自的音乐速度和调性，章节之间交替行进，而盘旋和回荡于不同旋律中的是同一主题，即“我是谁？”这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不过，小说书名为“帆”，乍看颇令人费解。整部小说中，帆并不是频繁出现的主要意象，只是偶尔被提及，如作家“我”从写作中心的房子向外看，“白帆在海面上成群结队悠然移动”。这里不妨揣测一下帆的含义：白帆，随船只起伏于波涛，承受风的吹鼓。无论波涛还是风，都可以指向时代、社会、文化及个体人生的历程。帆的使命是鼓足勇气和干劲去乘风破浪，在世界和人生的汪洋中寻找到属于自己航行的方向以及皈依的港湾。由此，作者以帆来给小说命名，便寓含了对于人生命运（尤其是女性命运）的思考和把握这一浩瀚命题。独立且勇毅地扬起人生之帆，认清方向，抗击风暴，航向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彼岸，这不仅是百年前的玛姬、凯瑟琳，不仅是21世纪的默君、喜莲母女，也是所有人都需要完成的一种漂泊以及漂泊中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