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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社长的高斯同志，当时面临的是：缺房、缺人、缺业务的艰难局面。他好不容易从新华印刷厂讨回几间原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旧房作办公室，又从该社和新华日报下放农村的干部中，紧急调回一些骨干人员，着手恢复出版社的编、印、发、供这一套必要的运作机制。那时的江苏出版业，虽然身处谷底，但在岗人员，深知出版业对于传承和建设中华文明的重要性，所以个个勇克困难，在物质条件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恢复出书了。
由徐海主编的5卷本《江苏出版史》，其中《先秦至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民国卷》已经出版，《新中国卷》近日也即将上市。这套地方出版史，既展现了江苏地理优越和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也反映出江苏出版界，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回首江苏千年出版史，最令人崇敬和颂扬的，就是古今江苏出版人，对出版事业不畏艰难、执著奉献的精神。本文无意评论较远的江苏出版史，只想以近五十年笔者所亲历的史实，反映江苏出版五十载从废墟中腾飞之路。
提起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人们并不陌生。2022年，他们克服了疫情和市场不景气的困难，集团各方面经营又取得可喜成绩。当年营业收入16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63%；实现利润39亿元，剔去非经常性收益，增长13.93%；年末总资产693亿元，净资产446亿元。集团综合经济实力，连续14年位居全国出版业之首和全国文化企业30强。在全球出版业50强中，名列第10位。在江苏省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中，连续两年夺冠。此外，集团荣获各类国家级荣誉奖项也稳居出版业前列。
目睹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如此辉煌业绩，令人无比兴奋，但回顾江苏出版业腾飞之路，又难免引发人们诸多的感慨，深感腾飞之路来之不易。回首50年前，江苏出版业被砸烂得一无所有。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带来的大好环境，以及江苏出版人的励志拼搏，才有了今天辉煌的成就。回顾历史，缅怀前辈功绩，正是为了激励当下的出版人，牢记出版使命，为繁荣新时代的出版业做出新贡献。
恢复与重建
在十年动乱年代，出版业是重灾区，被砸烂的江苏出版业，起初只剩下几个人处理《毛选》印制事务。到1969年周总理在北京召集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才在江苏省革委会下设立了出版科，主要承担“文革”宣传画和中央报刊重要社论的出版。1971年恢复省文化局建制，并在局内设立出版科，这是“文革”后江苏恢复出版的雏形。这时的出版科，除了承担政治宣传任务以外，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组织出版中医、中草药等面向大众的科技类读物，使苏版科技图书，成为“文革”中少数几家最早恢复发行的图书，这对改变当时无书可看的状态，以及推动科技知识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1973年末，省革委会决定恢复成立江苏人民出版社，并选调原新华日报总编辑高斯同志担任社长，从这时开始，江苏出版业才真正开始步入恢复和重建的进程。
就任社长的高斯同志，当时面临的是：缺房、缺人、缺业务的艰难局面。他好不容易从新华印刷厂讨回几间原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旧房作办公室，又从该社和新华日报下放农村的干部中，紧急调回一些骨干人员，着手恢复出版社的编、印、发、供这一套必要的运作机制。那时的江苏出版业，虽然身处谷底，但在岗人员，深知出版业对于传承和建设中华文明的重要性，所以个个勇克困难，在物质条件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恢复出书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办公桌不够，暂时就两人共用一张桌。没有食堂，就在自行车棚里塞几张桌椅，权当临时“餐厅”。那年代，中午连高斯同志也在这样的食堂吃饭。条件再差，也没人叫苦。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江苏省委决定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设立“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命高斯为局长，鲁光、俞洪帆为副局长。随着出版局人员的充实，出版各环节条件的改善，江苏出版业开始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1978年，鉴于江苏科技出版的历史作用和优势，决定将原江苏人民社的科技组，独立成立江苏科技出版社。同时根据国家出版局长沙会议的精神，江苏出版业“敢为天下先”，率先亮出曾长期束缚地方出版的群众化、通俗化、地方化“三化”方针，率先创办了面向全国的大型期刊《钟山》和《译林》，这对促进当时文艺界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上原有《少年文艺》《祝您健康》《江苏画刊》等期刊发行量的不断扩大，苏版期刊在全国出版界的影响大大扩大了。不仅如此，这时期江苏承担印制中小学教材的任务，也克服纸张供应紧张的困难，做到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曲折与考验
江苏出版业正在积极恢复、努力发展之际，突然发生了两起意外的事件。
其一是，“文革”初期，江苏人民出版社根据当时社会上竞相打倒“走资派”的风潮，出版了一名农场职工写的小说《我们这一代》，内容主要写场里造反派批斗场领导的故事。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省委领导决定把清查小说《我们这一代》的出版过程，作为全省揭批“四人帮”的“突破口”。这一决定，对刚恢复不久的江苏出版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全社的工作难免受到巨大影响。幸好高斯局长坚定执行中央政策，沉着以对，经过严格清查，肯定了《我们这一代》小说的相关人员均与“四人帮”毫无关联，使江苏出版业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次考验。
其二是，1979年《译林》创刊号，译载了国内正在公映的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原创小说。不料一位外国文学权威上书中央领导同志，指责《译林》违背“左联”时期文艺传统，“趋时媚世，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业从来没有这样堕落过”。这封“告状信”，中央领导同志批转给江苏省委研究处理。当时省内外许多人都认为江苏出版界“出事了”，译界部分“左毒”未清的人，都对《译林》采取封杀态度，这一事态，又使江苏出版业蒙受一次新的考验。高斯同志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不诲淫诲盗，而且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勾心斗角的丑陋现实，这部电影能公映，刊登其原创小说没有什么错。为此，《译林》编辑部如实向省委上报了申辩报告，加上此时文艺界众多专家学者也都力挺《译林》，因此《译林》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对文艺工作，实行“三不”政策，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所以1980年夏天在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代表中央宣布“《译林》事情到此结束”。江苏出版界又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考验。经过上述两起事件的冲击和教育，使江苏出版人更深刻地体会到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威力，从而激励大家更加努力地推进江苏出版事业的发展。
改革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适应实行市场经济和图书市场竞争加剧的形势，江苏省出版局决定按专业分工，在已设有江苏人民、江苏科技两社的基础上，先是恢复50年代成立过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接着1984年，又从江苏人民社分出设立江苏教育、江苏美术、江苏少儿、江苏古籍出版社。同时还成立江苏省出版总社，与省出版局合署办公，统一领导各专业出版社。1988年经国家出版局批准，在《译林》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出版翻译读物为主的译林出版社。进入90年代，随着电子音像产品的兴起，又成立了江苏音像出版社。这一系列重大的体制变化，大大解放了江苏出版的生产力，增大了各社独立经营的自主权。其结果，不但使苏版图书在市场占有的份额不断增长，也使江苏出版业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新华印刷厂的设备更加先进，出版总社也先后盖起了两栋办公楼。苏版图书在华东乃至全国获奖的书目也越来越多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面临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民营文化机构逐步介入出版的新局面，江苏出版业需要及时进行新的改革。过去那种单一出版纸质图书的做法已经不适应了，单靠书店订货或自办发行这种发行模式的竞争力也在削弱，新的形势要求经营转型，优势整合，多元发展，内需外向兼顾，还要善于运用资本增值。于是，事业转企业，建立公司，吸纳股份，资产重组，组建集团，上市融资、分设子公司，与民企合作等等新的运作形式，成为出版业面临的新课题。江苏出版总社认清形势，及时抓住机会，在2001年就改制成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并在2009年和2011年，先后组合“凤凰置业”和“凤凰出版传媒”两家股份公司成功上市。目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9家出版社，1家都市日报，以及印务、影视、地产、金融、酒店、文化贸易等多项业务。进入互联网时代，江苏出版业运用新媒体和数字出版的建设，也多年走在全国出版业的前列。去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又与中国移动全资子公司“中移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吸纳中国移动的部分资金，共同推进文化数字出版、智慧教育与5G、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融合。
在出版方面，江苏出版业除了不断扩大国内苏版书的销售份额外，还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据史料记载，1682年，南京人沈福宗首次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古籍，翻译输出到欧洲多个国家，而在340年之后，江苏出版人又更大规模地启动了“江苏学术名家名作”外译项目，并与时俱进地寻求与外国文化出版机构合作，以“借船出海”方式，建立“走出去”的多种通道。目前集团已在美国、英国设有合作分支机构，近年又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各国少数语种的合作，尽力扩大新时代中国出版跨文化的传播效果。
江苏出版业现在除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外，还成立了6所大学出版社和2所城市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也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创造出可喜的成绩。可以说，经过50年的恢复与发展，整个江苏出版业，无论从规模、形式、内涵到对外影响力，都无疑堪称腾飞“换新天”。这也是整个江苏改革开放结出硕果的一个缩影。
（本文作者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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