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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父亲赵瑞蕻和母亲杨苡分别是将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和《呼啸山庄》翻译成中文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在世时会经常一起交流吗？ 您所了解的父母，他们最爱的书有哪些？
赵蘅：父亲特别推崇的一本书是意大利作家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他的回忆文章曾提到这一点。他自己受的教育和对我的教育，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爸爸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次理书，看到他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专著。父亲对西方浪漫派诗人非常推崇，比如拜伦、雪莱、莱蒙托夫……在他离世不久前，他还在为南大写拜伦、雪莱的长篇论文。另外我爸爸非常热爱鲁迅，1983年出版了《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这是他呕心沥血之作，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父亲热爱教书，他真是一个好老师。对他的学生，倾其所知，又像一个慈父一样关心他们。他对同代学者也很关注，认真读他们的著作文章，给他们写信交流。他和穆旦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在昆明就为穆旦写过长诗《一九四〇年春：昆明一画像——赠穆旦诗人》。穆旦去世后，他还写了回忆文章。爸爸的文章好引经据典，说明他博览群书。我给整理遗稿，发现他曾写信给许渊冲，字里行间非常真诚，虽然他们在翻译上的理念并不一致。我爸爸的信件特别有鼓舞力量。
母亲的兴趣广，涉猎广，更偏重西方文艺一些。我见过她像学生求教一样，请教父亲中国古典文学，可惜没记下具体是什么内容。相对来说，爸爸的学问更大一些，在中西学问上更全面一些。妈妈爱看杂书。我印象里她更喜欢看言情小说和传记。她是央视六频道“佳片有约”的忠实观众，每到周六，她会给我和姐姐还有余斌打电话，提醒我们也看。比如《魂断蓝桥》《战争与和平》，《罗马假日》她百看不厌。她把译制片的预告都在电视报上划出来，像小姑娘一样激动盼望着。南京有一个频道，每天下午都有外国影片，她宁可保姆小陈去别的家做事，这样她可以享受“一个人的孤独”，好好欣赏外国影片。
您的家族里有这么多翻译家、学者（舅舅杨宪益、舅母戴乃迭，姨妈杨敏如），在读书和学习外语方面是否有好的经验分享？ 您对妈妈的读书情况了解得多吗？ 她跟您提起过小时候的读书情况吗？
赵蘅：母亲说我舅舅是天才，阅读能力超强。晚年陪伴他，看他看东西一目十行，非常快。母亲小时候常跟舅舅去书店，被说成哥哥的“哈巴狗”。她听哥哥的，哥哥让买什么看什么书，她就看什么。在哥哥去英国留学前，当时世界流行的儿童读物，估计她都看过。在他们兄妹仨正式上学前，家里请了家庭教师。魏先生教古文，迟太太教英文，主要教杨宪益。母亲和姐姐杨敏如，等于跟着哥哥上课。后来分别进了天津新学书院和中西女校。后来母亲在南京师范学院教书，很不习惯国际音标的教法，她认为学英文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原版电影。
1937年母亲是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到西南联大后，沈从文对妈妈说，你不适合上中文系，否则会被线装书捆住。你应该上外文系。你有这么好的中英文底子，将来可以翻译东西。这句话就改变了妈妈的命运。
很多年前母亲在一次采访中风趣地说和我爸是“志同道不合”。依我看，他们虽然有不同，但在文学理想，爱书如命上是一致的。父亲对古典的东西比较喜欢，翻译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欢乐颂与沉思颂》。上世纪80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有个外国文学经典系列出版计划，这本书在其中。只是后来因故取消了出版项目，父亲生前没能看到。爸爸很爱买书，在东德教书时，带回好多书。他们不富裕，存款非常少，书是他们最大的财富。母亲很早退休，当时有人劝她晚退休，因为马上要评职称了，但她不在乎。她喜欢自由，读什么书也是凭自己的爱好。不在乎教员待遇，晚年生病住干部病房，都要破格照顾她才行。
我们这代人的外语都不好，有历史原因也有自身原因，爸妈对我们也没严格要求，我离家又早，我高中才有外语课，还是俄语，后来又不用了。等我学英文，人到中年。我总说愧对是翻译家的后代，想想是挺遗憾的。
以您所知，您妈妈的读书有什么样的特点？ 比如她喜欢在什么情况下读书，喜欢什么样的书？
赵蘅：她看书非常专注，都是从头到尾看完，基本是睡觉前看。一般晚上她先看环球新闻，然后看书。在南京时推开母亲的卧房门，常会看到妈妈倚在床上看书，过了一百岁都这样。在落地灯照耀下，特别有画面感，这是永远留存在我脑海里的画面。所以妈妈睡觉特别晚，有采访问她为什么睡那么晚？ 她说，我舍不得呀。其实我也这样，一到晚上就特别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
那她具体看什么书？ 能谈谈您母亲晚年时的阅读吗？
赵蘅：母亲的阅读非常杂。她首先每天必须看报，妈妈的院门外有一个报箱，天天有《扬子晚报》。哪天我忘了帮她取报，她会很不悦。妈妈看报很细，爱看社会新闻，连报缝都看。
去年年底母亲根据报上的电话订了年夜饭。后来她住院了，再也没能回来。等我从快递箱里打开，才发现都是生食，可那时哪有工夫收拾啊，只好先放进冰箱。后来都扔掉了，母亲没来得及享用，要是她还在，又会埋怨我们浪费了。
母亲喜欢看和她那一代的记忆有关系的传记图书和文章。比如《秦怡传》，比如梅兰芳的后人写的书。梅兰芳，她小时候就知道，杨家旧事里有这些。我们因此受了影响，也很早接触戏剧。这么多年送她书的人太多了，还有父亲的研究生的译作。她不都看，还是按自己的兴趣看。疫情中她还重读了《小妇人》，有天她得意地问我，你猜我今年读了多少书，我回答不上来，她说四本。我很惊讶，可惜只记得这本《小妇人》，其余三本没记下。妈妈的床尾，靠窗有个书柜，里面有大量的签名书，她称是女作家的书，她说也有我的书。她喜欢分类，对书的折腾成了她晚年一大乐趣，她还喜欢边理书边聊天，所以效率高不了。这几年做口述自传，先发表到《名人传记》上，余斌每送来一本新刊出的，她都会审阅、校对，经常改得一塌糊涂。去年好几次她把所有的杂志摊了一床，像被包围，她认真地一本本查看，完全不是一个百岁老人该有的状态。让我又心疼又感动！
您的书，母亲会读吗？
赵蘅：她当然会读。我写的《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她全书看完后打电话对我说，没有一处不是真实的。当然过了几天，有点微词传来，她又不大夸奖我了。她对我一向严格，很少夸奖。她肯定的文章又会拿给朋友看，让陈小妹（保姆）去复印，还问我要复印几张。每次她看我的文章，我都忐忑。要是我让她在发表前先看了，她会大改，所以后来我写的文章，出书前不让她知道。尤其写她的，她会怪我炒作她。但总有人送给她看我写的文章，加上她喜欢看朋友圈，也瞒不住。我的文章，她会给我打分，这几年对我越来越肯定，有次说我给你打98分，你不要骄傲。有一次对我说，你现在也有神来之笔了。去年年初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的一篇文章《妈妈在我的画中度过一百岁》，写“妈妈在我的画中老了，我也老了”，她看了特别满意，还说我只对你一个人夸你。这十年我每次回南京，总觉得她的时间像凝固一样，别人都老了，她的小友们，都眼看着老了，而老太太还那样精神，眼睛发亮。她对生活的乐趣，她的自信、知足，是她长寿的原因。
您小时候，父母和您共读过什么书吗？ 父母在读书方面对您有要求吗？ 能否具体谈谈？
赵蘅：不记得共读过。我就记得他们让我多看书。父亲非常鼓励我，我开始学英文，他要我多读原版书。母亲说多读书，自然笔下生花了。70年代末，我从干校回城，曾写过一首诗寄给他们看，他们回信说我是能写东西的。其实我13岁那年，写过一篇散文，是回忆在莫斯科看苏联歌剧《苏萨宁》的观感。母亲寄给严文井，严文井说我的文字很干净，但当时中苏关系的原因，不可能发表。我处女作发表时间推迟到三十岁出头。我写了怀念周总理的诗，父亲推荐给《江苏文艺》发表了。他在杂志封面上还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大意是春天就播种吧，秋天就有收获。
去年三月份，我回南京参加在先锋书店举办的叶兆言《通往父亲之路》的新书发布会，我是插图作者。开会前晚，母亲指着书柜对我说，这里都是叶兆言的书，你赶快补课吧，今晚就看，不看看人家的书，你怎么发言。
父母都是翻译家，家里的藏书是不是外文书较多？ 有珍本吗？
赵蘅：外文书特别多。我家有《红与黑》的各种语言的版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父亲1944年《红与黑》的译著孤本，这次南京图书馆帮着整理时都找到了，非常珍贵！ 还有不同语言的工具书，父亲除了英文法语，还会一些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我1996年去法国，走前学了一点法文，他给我写信还带有大段的法语。父亲1953年到1957年在德国教书，买回了很多原版书，包括带插图的苏联和东欧的儿童读物。母亲知道我学画又写作，就把相当多的这些读本送我，包括中国的，像任溶溶翻译的书，我也有很多。这月的19号是任老的百年诞辰，我写了《我的快乐的童年都是您给的》，介绍了先生的藏书。
母亲去世后，这些藏书怎么处理？赵蘅：那么多宝贵的藏书在他们的生后捐到哪里，母亲很在乎。她有一种紧迫感，曾经列了一个名单，有很多单位，操作起来会很复杂。她凡事喜欢自己做主，比较强势，不愿意“放权”，可她年纪太大，精力没了，就拖延下来。有天她跟我说，这些书没捐走，还在她身边，她就很安慰，很开心。所以捐书到她离世也没能完成。
那后来这些书是怎么安置的？
赵蘅：母亲没来得及交待好，她去世后，南京图书馆主动提出帮我们来理书，用一周全天时间，对家里的藏书，外文书、翻译文学、工具书、原创，都进行分类。当他们了解了赵瑞蕻杨苡的藏书家价值和数量，经过研究，决定建立独立的藏书馆。南京图书馆有百年历史了，珍贵的孤本和破损的书籍，都能保存和修补。去年母亲把房产捐给了南京作协，作协接受后想日后建立书屋。二老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我们的家庭也诞生在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计划在馆内建立两位校友的专区，用老家具和纪念物，向参观者讲述联大精神。南京图书馆将对这两个单位予以支持和合作。
您觉得父母有自己的枕边书吗？或者他们一起读书吗？
赵蘅：母亲有枕边书。父亲多半是坐在书桌前阅读。爸爸惜时如金，对时间有种紧迫感。有一次我们去饭馆吃饭，等餐的时间他还拿本书看。他生前对自己之前翻译的《红与黑》不满意，对别人翻译的也不满意，想重翻《红与黑》。白内障手术后，他告诉我大放光明，非常有信心。可是毕竟年岁大了，只译了十章，突发心脏病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发起人之一，教学，带研究生，写书，他是终生都在读书。母亲在口述自传里讲过一次他们一起看书，遇到土匪，逼他们交钱，父亲是书呆子，真的去银行取钱了，妈妈一人留下，当然土匪拿了钱就撤了，想想都后怕。
他们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会记笔记吗？
赵蘅：我了解，他们不大记笔记，日记也很少写，写了也不持续。父亲喜欢直接在书上用钢笔写眉批，中外文都有，精彩之极。我能看出他读到哪一段哪一句的激情。如果把眉批整理出来会是一本很棒的书。父亲对故乡温州有感情，给温州大学图书馆捐了很多书。可惜后来被大量卖掉了，有个书友在孔夫子网上买到杨周翰赵萝蕤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老版本，上面全是父亲密密麻麻的眉批，太珍贵了！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赵蘅：我的枕边书一定有诗集，睡前起前读几首，都是滋养。我觉得枕边书应该是经典的，这样可以吸收生命力量，比如《但丁传》。我一般在客厅落地灯下看书，旁边凳子上搁着我要看的书，这是一种享受。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最想见到谁？
赵蘅：我最想见穆旦。他不仅是父亲上下铺的同学，母亲的师兄好友，他更是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九叶诗人”的旗手，他有远征军的经历，写下《森林之魅》。他短暂的一生遭遇很多苦难，更具有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色彩。今天他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他诗歌的力量，永远不会过时。我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和穆旦有缘，而且我们都是四月五号的生日。
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赵蘅：我首先要带《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共收入译诗100余首，多为英文名家名诗，这本书的第一版落下了一首妈妈很重视的长诗，是拜伦的《希朗的囚徒》，重新出版时妈妈一直惦记这首长诗是不是收进去。这本书名是妈妈的创意，舅舅在生前赞同过，我做了插图。他们的译诗各有风格，选篇都是自己所喜爱的。《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出版后，去年八月在北京开了发布会，中秋节那天，我约了文友们在雍和书庭露台上举行了诗歌朗诵会。老人去世后，每当重读，都会记起她的神采。第二本要带的是《呼兰河传》，我是这本书的插图作者。春风文艺出版社责编说有我插图的版本是《呼兰河传》最好的插图本，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一版，还有给少年儿童的一本，一共有三本。萧红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女作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人去看萧红》。她的作品是真正的纯文学，她写的饥饿、寒冷，痛彻心扉。我在东北干校待过，体验过东北农村的寒冷，对乡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我还会带一本《约伯记》，犹太作家罗特的小说，非常棒的叙述方式，写人的苦痛和人的希望，非常深刻。最近在重读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想带这本书了，可是太厚了。
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会邀请谁？
赵蘅：我希望我的双亲参加。还有萧红、穆旦，《日瓦格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译者蓝英年。还有罗特，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们的诗集我都有。我还喜欢余秀华，她的诗写出了痛感。我还想约几个人，伍尔夫、杜拉斯、毛姆。伍尔夫对《简·爱》和《呼啸山庄》评价很犀利。1996年杜拉斯去世几个月后我才去巴黎，杜拉斯一生经历丰富，《情人》之外，她的很多作品有女性的觉醒、对社会干预，我们很多作家难以比拟。还想邀请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埃尔诺。我之前写过小说，现在写了很多非虚构作品。当下非虚构和虚构的边缘越来越模糊，看了她的书，我就想居然可以这么写。埃尔诺给我开出了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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