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与“缘情”间的桥梁

    ■徐志啸

    中国诗学史上最早也最具权威性、且在中国历代诗坛和文坛上影响巨大的理论，要数“诗言志”之说了，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称“诗言志”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应该不无道理。确实，统观中国历代诗学论坛，占据主要地位且影响波及历代诗人创作的理论主张，“诗言志”说是绝不可忽略的重要理论之一。

    “诗言志”的学术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尚书》——

    《尚书·尧典》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是历史上最早明确记录“诗言志”的文字，此后，先秦时代的多种史书和子书，也各有所载——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

    《孔子诗论》：“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

    到汉代，《诗大序》（《毛诗序》）所言，可谓是对“诗言志”说作了总结性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唐孔颖达《诗大序正义》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

    可以说，中国诗学史上，最早、影响最大的诗歌理论，毫无疑问是“诗言志”。

    随之而来的诗歌理论，一般认为是“缘情”说——这是两汉至魏晋六朝时期问世的诗学见解，首见于陆机《文赋》。其在论及各种文体的创作特征时，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所谓“诗缘情”，即认为诗歌的创作，乃缘起于情感，是情感的需要，促发了诗歌创作的激情，由此才问世了诗歌作品，并使其达到了绮靡（美丽）的目的。应该说，陆机的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一般来说，都是作者（诗人）主观情感冲动下的产物，有了情感冲动——或感动、或激动、或悲愤、或喜悦，才会想到拿起笔来，写下属于自己一系列感情发生、表现的过程及其状态。汉乐府的创作，便与这个“缘情”说关系非常密切，它所强调的就是“缘事而发”，这个“事”，固然是客观发生的事像，但其中不乏因情而生的成分，“事”与“情”，在这里恐怕是难以分割的。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的诗歌理论，在“诗言志”之后，乃是“诗缘情”。如果说，早期诗歌的诞生，是出于传统儒教“志”的需要和要求，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其所记录和抒发的，基本上是传统儒教的思想成分或理想主张范围内的东西，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学本身的发展，人们开始看到了文学（诗歌）创作本身的内在规律和特征，总结出了文学（诗歌）创作符合其本身内在规律的特点，从而诞生了“缘情”说，使其更符合文学（诗歌）创作的真谛——文学（诗歌）创作更多的乃是诗人自身情感表达的需要，并非为了单纯表述“志”，而这其实是儒家诗教的需要。从“志”发展到“情”，是文学（诗歌）创作本身发展的结果，是理论适应创作实际的结果，也是符合文学（诗歌）作品产生的基本原理，并非某个理论家的有意发明或统治者的强制所致。

    那么，人们是否发现，在“志”与“情”的演化过程中，是否有一个尚未被人们所明显意识或发现的架构桥梁？这座桥梁，客观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换言之，在“言志”与“缘情”之间，是否有着一个无形的过渡，它并非有意为之，但客观上，确实有着这么一个介于“志”与“情”之间关联的联系物——这就是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发出的“发愤抒情”说。

    屈原的“发愤抒情”说，起自于他在《惜诵》篇开首的自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众所周知，屈原之所以会创作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作品，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有意炫示诗才，他的一系列作品的问世，完全是自身感情的内在需要——如司马迁所言“盖自怨生”。这是因为屈原内心郁积的哀怨与愤怒之情，无法再郁积下去了，它必须得到发泄，一吐为快，为此，屈原将满腔的怨怒愤慨之情，藉笔下的诗篇而予喷发，这才有了“发愤以抒情”的真言吐露。其实，屈原的这种愤怒之情，不光表现于《惜诵》开首两句，更见之于《离骚》《九章》《天问》等诸多诗篇中，而特别以《离骚》为代表，《离骚》可谓是他满腔怨怒、愤激之情的集中火山喷发。这就告诉我们，屈原是以他自身实际的创作实践和感情抒发向世人表明，诗歌创作其实并非都是“诗言志”，更多的恐怕乃是真实感情宣泄的需要，其中特别是愤怒之情——“发愤以抒情”。这就很明显地将诗歌创作的机理，由“言志”变为了“抒情”（与“缘情”开始挂钩）。虽然我们可以说，包括《离骚》在内的屈原诸多诗歌作品，不能否认其中存有浓厚的“言志”成分，我们读《离骚》诗，这种感觉是很明显的，诗篇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君主表白自己的忠君意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虽九死其犹未悔”——所谓一篇“三致志”，便是清楚的“言志”之具体体现。但不可回避的是，他写作《离骚》等诗，除了表“志”，其实更多的乃是宣泄愤怒，没有愤情，他不会写下这一系列饱含愤情的诗篇，可以说，“愤怒出诗人”在屈原身上体现得最典型、最完美，屈原就是由“愤怒”而诞生的伟大诗人——“愤怒出诗人”正是屈原“发愤抒情”说的立体形象体现。

    由此可见，从诗学史的角度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乃是介于“言志”说与“缘情”说之间的过渡桥梁，或者说，在诗学史的由“志”转向“情”的转换过程中，屈原很自然地扮演了桥梁的角色，他的“发愤抒情”说，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起了中介与桥梁的作用。应该说，这本身绝非诗人的刻意营造，也非他故作惊人之语，这是诗人本身情感宣泄的实际需要，也是对诗歌创作内在机理的高度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它切中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真谛。

    中国诗学的发展路径，由“诗言志”之后“诗缘情”，并非说“诗言志”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诗言志”在中国诗学史上实际占据了很漫长的时期，有着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屈原的“发愤抒情”，正是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之间起了过渡与中介的桥梁作用——由具有浓厚儒家政教色彩的“志”，开始转向具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情”，使诗歌朝向切合关注个人命运、发抒个人情感的方向发展，这是诗歌创作的一大进步，也是诗学发展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