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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彬
梁晓声先是作家，后又成了教授，但他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型作家。我们知道，作家兼学者这种双重身份曾是中国现代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分布于高校内外，作家们基本都具备相当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水准。而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与学者开始出现泾渭分明的身份分化，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不再是作家的栖息地，单纯成为了学者的象牙塔。并且，各个高校中文系也均以不成文的方式表明，自身没有培养作家的义务。
此种情状直至199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才陆续得以改变，高校中文系不再拒绝培养作家，作家亦开始踊跃进驻高校。梁晓声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到了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成为我的同事。可在我看来，梁先生显然是单凭生活资历成名的一代作家，即便走上高校讲坛，学术训练方面的先天不足也注定了他与学者间的相当距离。我甚至以为，在文学已然由乡村转向都市，由现实转向心灵的今天，他们这代作家也许过气了。
我近乎偏执地认为，文学不需要所谓的生活，它本身即是生活，而且一切生活皆必须经过思想的淬火或者说过滤，才能成为真正的生活。从这一意义而言，文学写作就是关于生活的重建抑或创造，而非之于生活的复制。倘若一个作家不能通过想象呈示出别样的生活，那么他的写作便不过等价于一面冰冷的镜子。镜子可以映照，可以客观，却不能思考，不能回忆。因此，它并不告知我们什么，它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存在。
一次，在教研室和梁晓声聊天时，我们聊到了创作与生活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由他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聊到了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一时间，我的记忆被烈火点燃，即刻变得浑身热血沸腾。这些深深影响过我青春成长的作品让我蓦然领悟到，生活自身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回忆。梁晓声说，他所经历的生活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正是这样的生活使他成为了作家。他还说，他并不想刻意追求思想上的深刻，却也从未停止过对于生活的思考。
我发现，梁晓声对于生活的态度是如此真诚和谦卑，以至反衬出了我对于生活的敌视与傲慢。我的反叛也许是合理的，可这用力过猛的反叛是否会偏离真诚的初衷？ 经过一番开诚布公的长谈，我不得不承认，梁晓声对生活所怀有的善意和感激应该是一种信仰。其实，只需比照一下他的同时代作家便不难发现，极少有人能像梁晓声这样在写作风格上始终保持着最大限度的自我忠实。他的不变不是故步自封，亦非活力不足，乃是他所给予历史的充分敬意以及给予自我的坚定肯认。
在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时，许多中国作家都自觉继承了契诃夫的传统，不遗余力地表达着针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乃至绝望；而梁晓声则一以贯之地呵护着高尔基的文学遗产，毫无保留地拥抱现实生活，在岁月的苦难中执著寻求希望的微光。他宽容，他不放弃，然而他也绝不矫饰或美化。所以，他允许自己犯错，却不允许自己虚伪。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梁晓声的创作观，我想这样一句或许是最恰切的：写作是一种慈悲。
编辑梁晓声的短篇小说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过程中，我在力图呈现其完整短篇小说创作的历史脉象时，一再倾听到的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回声。他同那个时代贴合得如此紧密，竟而再也不肯与之告别。首篇《穿警服的姑娘》让我们看到的无巧不成书式的喜剧感，以及戏剧化的乐观主义信念，均可视作那一时代生活的灵魂特征，同时亦昭示着作者之于它的由衷热爱。
这热爱是真实的，所以它必然饱含了忧虑。《西郊一条街》意欲传达的恰是这样一种忧虑，生活的喜悦并没有麻醉梁晓声的头脑，他在幸福之外仍旧敏锐感知到了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极易被人忽略，却事关一个群体的命运。此前，我一直没能关注到这篇作品，还是在为一家学报主持“1980年代短篇名作重读”栏目时，我打算遴选梁晓声的一个短篇，特意请他自荐，他当即报出了《西郊一条街》。他说，他很看重这个短篇，但它却几乎不为人所知。
毋庸置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算是梁晓声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着作者深刻的青春烙印。因为这篇作品，梁晓声被赋予了知青文学代表作家的标识。在这里，梁晓声暂且离开了现实，回到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往事，但在他将责任使命处理成青春激情的叙事里，我们得以洞见的依然是对于当下现实的注解。他的历史和他的生活不曾有过片刻分离，二者在时代精神那里获得了互证及统一。
梁晓声始终笔耕不辍，从1970年代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他为写作而活着。纵览《诉苦》《教授之死》《爱丽丝的自由》《评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绝非一个追赶潮流的作家。那么热爱生活的人，居然从来不去追赶生活。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显然，时间在梁晓声那里并不是某种长度的存在，它仅仅是一种深度的召唤。故此，他看上去是停滞的，是保守的，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愿意主动走近他，就不难发现其脚下那星汉般的无限。是的，梁晓声一刻也未停止过前进，只不过他的目标从不在远方，而仅止于大地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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