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的文化书写

    ■褚玥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态，风筝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很长时间都被视为供人娱乐消遣的雕虫小技而不被重视，对风筝的典籍记载以及学术研究亦很少见。最早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一》可查，不过当时还没有“风筝”，而是被称为“木鸢”。古代中国唯有的两本风筝图谱，《宣和风筝谱》已经失传，曹雪芹所著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原稿流落日本，直至1943年，孔祥泽等人才借阅、誊抄一部分回来。近年来，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轰轰烈烈，艺术人类学研究亦是热闹非凡，但两个学科对风筝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潍坊风筝》一书将公众熟知的游艺之物以人类学的视角观之，是一名人类学者对我国文化的自觉认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书无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还是在艺术人类学学科下，都是一朵绚烂的奇葩，向读者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潍坊风筝前世今生的历史画卷，对引导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

    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最早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认为环境和气候是文化圈形成的主要因素。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将之引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中以解释某一文化现象的产生。作者在文中对潍坊的地理气候环境做了详尽的描述，地理气候为风筝的放飞成功率提供了保障，构成了风筝产生的条件。但是环境决定论未免绝对，博厄斯提出区域也是一个历史单位，所以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应当构建起历史性的视角，在变化中理解文化群体的历史。作者在地理气候分析的基础上，对潍坊的人文环境渊源和发展做了深描，指出潍坊源于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证明，东夷地区有着发达的手工业基础，如制陶业、制铜业等，其发达的物质文化中有许多视觉形象均与鸟相关，当地早期可能有尚鸟风俗，这与“鸢”风筝的产生密切相关。其次，东夷人环海而居，鱼盐业和商业发达，孕育了地方居民的商业意识，为潍坊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风筝产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次，潍坊地区的世家文化和书画之风形成了潍坊风筝中的城派风筝，发展到今天，他们制作的风筝用料讲究、制作精良、具有极强的文人气息，与专业画师配合完成，观赏价值大大高于实用价值。而流行于民间的杨家埠木板年画与潍坊风筝的制作紧密结合，其视觉形象充满了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适应民众精神需求，形成了主要由农民制作的乡派风筝。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雅俗文化并不是两条毫不相干、各自发展的平行线，二者经常交集、相互渗透和借鉴，以不断发展各自的文化艺术。潍坊风筝的发展亦不是例外，该书中指出，第一，乡村土地的流转使得原本制作风筝为副业的农民开始转化为职业风筝制作的城市居民，单一收入致使他们不断借鉴雅文化而进行改良和创新。第二，消费市场的变化也使得“雅”“俗”文化定义、审美观念发生改变，双方互相借鉴、转换、融合，雅俗的边界逐渐模糊。第三，工业化进程中，杨家埠传统风筝印画结合的方式成为亟需保护和传承的技艺，城、乡两派传承人开始走向统一。

    人类学的诞生与物质文化研究密切相关，人类学家通过器物了解地方性知识。一方面，人类学家借助符号，关注物质的符号和文化意义。在《潍坊风筝》中，作者特别关注到风筝的视觉造型，作为民间大众喜爱的娱乐玩具，风筝的造型往往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对风筝图像造型的阐释，建构起一套关于潍坊的宗教、信仰、民俗等组成的地方性知识。其中，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类风筝承载起人与自然、神灵的交流。刘海戏金蟾寓意着财富、子嗣兴旺。老鼠娶亲尤其具有潍坊特色，人们通过帮助老鼠娶亲而祈求来年的丰收，来表达一种万物和谐的乐观心理。通过与河北地区人们扰乱老鼠娶亲的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体现了文化人格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而动植物风筝往往有一种驱邪纳吉的功能或传达一种吉祥寓意。动植物风筝往往与民间故事相关，如蝴蝶表达了潍坊地区民众对忠贞爱情的美好想象，作者对人们为何创作蝴蝶样式的风筝做了溯源，为读者讲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正是这样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故事，拓展了该类风筝的传播和销售渠道。一方面，人类学家关注物质的社会功能。物质社会生命的延续，是因为其在人类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用。作者借助乔健先生总结费孝通先生理论时所提出的“历史功能论”，对潍坊风筝在各个历史时期如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互动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深描。在此论证的基础上，得出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结论，即一项手工技艺是否能够活态传承，要看它是否具备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人们需要的功能。唯有满足这一条件，潍坊风筝才能对抗替代品和技术的冲击力，适应社会转型而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功用。

    读罢此书，仍回味无穷。作者对潍坊风筝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见微知著，既有学术理论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本，亦为其他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其它濒临消亡的手工技艺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方案和思路；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大众通过阅读此书，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间文化魅力，提高精神境界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