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苔枝缀玉，谈文论戏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壬子，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袁世凯除了大封功臣之外，他对在清朝担任过各省督抚者较为看重，而对于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以及载沣、载涛等满族亲贵的亲信，则怀有很深的猜忌。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袁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整编军队，着手清除军内异己。冯耿光在清帝退位前已经自请开缺，辞去军咨府二厅厅长职务，以他在军咨府的地位，仅于1912年11月26日得授陆军少将。后或袁氏发现不妥，又加冯以总统府顾问的虚衔，并派冯为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开办的临城矿务督办，亦即中方负责人，待遇相当丰厚，聊表袁氏对冯的笼络之意。年仅三十岁的冯耿光，此前的仕途一帆风顺，在袁氏当权后却被闲置一旁，其内心之愤懑，可想而知。
这时，冯耿光所资助的梅兰芳，已经虚岁十九岁了。冯梅相识的五年里，梅兰芳脱离私寓云和堂，从租住的房子里搬到宣武门外鞭子巷三条一所四合院居住，并与京剧武生演员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成婚，生活与学戏演出都非常稳定。
现在虽然没有确凿的资料作为证明，但以梅兰芳的收入水平以及家庭负担而言，其中无疑是有冯耿光的资助。值此冯氏政治失意之时，梅兰芳在艺术上却呈蒸蒸日上之势，冯开始在梅的艺术道路上投入更多精力，而且还联合了他的一批朋友，包括吴震修、李释戡、许伯明、舒石父、吴锡永等人，一起为梅出谋划策，帮助梅打开局面。
冯耿光的这些朋友，基本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只有吴震修是毕业于日本测绘学校。冯耿光是把一批如他一样，不被袁世凯所用的将军们，组建成为梅兰芳最初的后援团，也就是“梅党”的雏形。波多野乾一著的《京剧二百年之历史》，其日文原著记：
作为梅兰芳的后援者，冯耿光、李宣倜（释戡）、齐如山、许伯明、舒石父、吴震修、胡伯平等名流，为梅兰芳组织了名为“缀玉轩”的后援会。
除冯耿光的“将军团”外，梅兰芳在北京还拥有两支特别的后援队伍，一是“学生团”，一是“诗人团”。
先说“学生团”，这主要是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学生。译学馆主要是培养翻译外交人才，却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捧梅”健将，代表人物是郭逋仙、言简斋、张孟嘉、张庾楼、于非闇（即于魁照）等人。
郭逋仙、言简斋等学生们的年龄与梅兰芳相仿，精力充沛，热情高涨，是“捧梅”的急先锋。民国初兴，中国政坛出现党派政治热潮，国民党、进步党、统一党、共和党纷纷登场，为争得在国会中的席位而展开激烈角逐。有好事者讽刺此种乱象，把梅兰芳的支持者戏称为“梅党”。1913年10月国会选举总统，各党派各显身手，令袁世凯颇为恐慌，竟派遣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投自己的票。不知哪位议员有意搅局，居然投了梅兰芳一票。此讯传出，更使“梅党”之名不胫而走。
再说“诗人团”，情况较之“学生团”要复杂许多。从人员上说，包括清末民初诗坛执牛耳者的樊樊山、易哭庵，还有罗瘿公、步林屋、黄秋岳等，李释戡亦兼属这一阵营；还有稍晚些加入的南方张謇、况周颐等人。他们既以清朝“遗老”自居，其中又有不少人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过从甚密；同时他们还保留着诸多旧习气，与新的时代多有隔膜。坦诚地讲，他们在与梅兰芳的交往中，多是残存着晚清逛私寓的不良习气，肆无忌惮地表达着他们的“风流”情绪，与冯耿光、吴震修等有过留日经历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易哭庵在1913年5月13日作有长诗《万古愁曲为歌郎梅兰芳作》，时人评之云：
年来都下知实甫（易哭庵）者，无不知梅郎；知梅郎者，亦无不知实甫。
易诗中“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秋”之句，至今尤为梅兰芳艺术的爱好者所传诵。此诗既可视作梅兰芳成名之标志，又不失为中国诗词在近现代之绝唱。
为酬谢易哭庵此作，冯耿光与梅兰芳特意邀请诗人们到冯宅饮宴并观赏芍药花，易哭庵乘兴又作了一首《梅郎为余置酒冯幼薇宅中，赏芍药花留连竟日，因赋〈国花行〉赠之，并索同座瘿公秋岳和》，句有“京师第一青衣剧，梅郎青衣又第一”。罗瘿公读易诗后，在和诗里酸溜溜地调侃冯耿光与梅兰芳，竟然轻佻地说了句“梅魂已属冯家有”。罗氏的放肆顿时引起众人不满，以为“既非事实”，“论者多不以为然，瘿公亦自悔之”（易哭庵语）。
易哭庵遂再作《梅魂歌》，为罗瘿公打圆场，其诗云：
吾友瘿公乃云梅魂已属冯家有，此语颇遭人击掊。冯家冯家果何人，不过与我同为梅魂效奔走。质之冯家固不受，诘之瘿公亦引咎。梅花万古清洁魂，岂畏世间尘与垢。
易哭庵的这首诗，却是对于冯耿光与梅兰芳两人友情的一个极好的解释。
不管诗人们的心态如何，他们在梅兰芳早期的艺术生涯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凭借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为梅兰芳鸣锣开道，大幅度提升了梅剧的文化层次和梅氏的社会地位。
1920年夏，易哭庵在京贫病而逝，梅兰芳感念其德，“赙以巨金”（李释戡语）。奭良撰《易实甫传》亦记：
梅伶名未盛时，君（易哭庵）赋《万古愁》诗张之，名遂鹊起。梅深感之，病中馈珍药，既殁，致重赙，哭奠极哀，以是为君之晚遇可也。
1924年9月罗瘿公病逝，赵尊岳著文说，梅兰芳亦曾出重金为罗治丧。
由易罗后事足见梅兰芳对于诗人们深怀谢意。但是，梅兰芳晚年尤为反感“梅郎”一词，不愿他人再如此称之，这些旧事遂逐渐湮灭无闻了。
遥想当年，梅兰芳在1916年以两千余两银典下前门外芦草园一所宅院。在这所宅院里，梅兰芳不时与“将军团”“学生团”“诗人团”聚会，谈文论语，研究戏剧。李释戡为梅氏的新书房取名“缀玉轩”，典出南宋词人姜夔所作《疏影》里的“苔枝缀玉”，这里成为“梅党”的大本营，大家互称“缀玉轩同志”。其领袖者，自然首推冯耿光，冯氏遭受袁世凯排斥的数年中，寄情于戏，率领一群将军，把“军咨府”改办为“戏咨府”，积极为梅兰芳联络人脉、出谋划策、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冯耿光与梅兰芳在这一时期建立起的合作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
中国理想优美之剧
中、交两行发生挤兑风潮前后，冯耿光在首任中国银行总裁任上遭遇事业上的失败，梅兰芳却获得了一次艺术上的巨大成功。梅兰芳访日归国后，或许是受到歌舞伎传统派的启发，他与缀玉轩“梅党”的兴奋点，从反映社会问题的时装剧，转向古装新戏，希望创作一种不同于注重写实的，可以寄托高尚与优美观念、陶冶人的情操的，所谓中国“理想优美之剧”。
在1921年后半年，梅兰芳与京剧另一位代表性艺术家杨小楼开始合作，他们决定改编杨小楼曾演出过的连台本戏《楚汉争》作为合演剧目。负责改编剧本的齐如山，采用明代沈采《千金记》为底本，增加了其中女主角虞姬的戏份，形成《霸王别姬》的初稿。就在梅兰芳、杨小楼准备排演的时候，不想正被银行业务搞得焦头烂额的吴震修，仍然有闲心来过问梅兰芳的工作。吴震修发现齐如山的剧本太冗长，全剧要分两天演完，对齐提出修改意见。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回忆说：
有一天吴震修先生来了，他说：“听说你和杨小楼打算合演《霸王别姬》，那太好了。”我就把头二本《霸王别姬》的总讲拿给他看，并说：“您看了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您告诉我们。”吴先生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说：“我认为这个分头二本两天演还是不妥。”这时候写剧本的齐先生说：“故事很复杂，一天挤不下，现在剧本已经定稿，正在写单本分给大家。”吴先生说：“如果分两天演，怕站不住，杨梅二位爷枉费精力，我认为必须改成一天完。”他说到这里语气非常坚决。齐先生说：“我们弄这个戏已经不少日子，现在已经完工，你不早说话，现在突然要大拆大改，我没有这么大本事。”说到这里就把头二本两个本子往吴先生面前一扔，说：“你要改，就请你自己改。”吴先生笑着说：“我没写过戏，来试试看，给我两天工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后天一准交卷。”（中略）两天后，吴先生拿了本子来，他对齐先生说：“我已经勾掉不少场子，这些场子，我认为和剧情的重要关子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我究竟是外行，衔接润色还需要大家帮忙，我这样做固然为听戏的演戏的着想，同时也为你这个写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戏演出来不好，岂不是可怜无益费工夫吗？”齐先生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成见，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润色继续加工。
吴震修与齐如山之争，实非简单一个长与短的问题。齐重历史叙述，敷衍故事；而吴震修则是提炼出项羽、虞姬爱情悲剧的主题，使之更加贴近了民国社会的需求，同时也突出了梅兰芳所饰虞姬的戏份。
经过吴震修、齐如山两位编剧的合力创作，《霸王别姬》剧情非常紧凑：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交战，汉军统帅韩信在九里山设下埋伏，将项羽围困垓下。项羽与虞姬夫妇知大势已去，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拔剑起舞，慷慨悲歌，与项羽做临终诀别，然后挥剑自刎。项羽目睹虞姬之死，顿时心如死灰，随即也在突围途中自刎乌江。
剧本确定之后，梅兰芳为虞姬设计了独一无二的造型，头戴古装头套，顶插如意冠，身穿鱼鳞甲，肩披珍珠云肩，腰系白裙，外罩黄色绣花斗篷。这一扮相简洁生动，既能显出虞姬地位尊贵，又表明其身在军营，参赞军务。尤为紧要而实用的是，较为便于剧中的“剑舞”——梅兰芳的古装新戏，喜欢在剧中加入一段特别的舞蹈，如《天女散花》中的“绸舞”、《嫦娥奔月》中的“花锄舞”、《千金一笑》中的“扑萤舞”等。梅氏在《霸王别姬》中也设计出一套“剑舞”，从这一设计可看出，梅氏创作《霸王别姬》，某种程度上仍是沿用他的古装新戏思路，亦即具有一定的唯美主义色彩。
梅兰芳破天荒地为“剑舞”配了较为独特的音乐，选用的是节奏感极强的“夜深沉”曲牌。“夜深沉”曲牌激昂流畅，浑厚完整，不仅对演奏者的要求很高，而且在加入舞蹈之后，音乐的胡琴、鼓与演员之间的配合难度极大。梅兰芳在唱腔上也下足功夫，剧中的“南梆子”与“西皮二六”两段如泣如诉，意韵悠长，脍炙人口，绕梁三日，成为公认的梅氏代表性唱段。
1922年2月15日，冯耿光辞去中行总裁前夕，梅兰芳与杨小楼精心创作的京剧《霸王别姬》在北京第一舞台剧场举行首演。第一舞台有3000个座位，平时上座率最多到五成，是日则卖了个满堂。
《霸王别姬》的一炮而红让梅兰芳与冯耿光都尤为兴高采烈，他们次日晚一起到杨小楼宅，给杨道乏又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说：
第二天晚上，我和玉芙，还有冯、齐、吴三位，五个人一起到笤帚胡同去看杨先生。在那间小楼上我们几个坐下之后，杨先生向来要说客气话之前总是提高嗓门面带笑容先“啊！ 啊！”几声，这一天也不例外，抱拳向冯、齐、吴三位说：“这出《霸王别姬》头回唱，不怎么整齐，您三位多包涵。”冯先生说：“戏唱得很饱满，很过瘾，听戏的也都说好，排场火爆，大家都卖力气，我想您太累了吧！”杨先生笑着在嗓子眼里轻轻地“噢”了一声，这也是他向来有的一个特点，是对冯先生的夸奖表示承认，而又不敢当的意思，然后说：“不累！ 不累！ 您三位看着哪点不合适，我们俩好改呀！”吴先生接着说：“项羽念力拔山兮，是《史记》上的原文，这首歌很著名，您坐在桌子里边念，好像使不上劲，您可以在这上面打打主意。”杨先生轻轻拍着手说：“好！ 好！ 我懂您的意思，是叫我安点儿身段是不是？ 这好办，容我工夫想想，等我琢磨好了，兰芳到我这儿来对对，下次再唱就离位来点儿身段。”这天大家聊到深夜才散。
在吴震修的建议下，据杨小楼的女婿刘砚芳回忆：
从第二天起，我们老爷子就认真地想，嘴里哼哼着“力拔山兮”，手里比画着。我说：“这点身段还能把您难住？”老爷子瞪了我一眼说：“你懂什么？ 这是一首诗。坐在里场椅，无缘无故我出不来，不出去怎么安身段？现在就是想个主意出去，这一关过了，身段好办。”老爷子吃完饭，该沏茶的时候，掀开盖碗，里头有一点茶根，就站起来顺手一泼，我看他端着盖碗愣了愣神，就笑着说：“啧！ 对啦，有了！”原来他老人家已经想出点子来啦，就是项羽把酒一泼，趁势出来。
经过这番加工，杨小楼在虞姬自刎一场里，唱“力拔山兮”之前，原是高坐在桌案之后，这时改为将杯中酒一泼，向后摔出酒杯，然后起身离座，边舞边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经此一改，身处英雄末路的项羽的悲壮之情，瞬间就被杨小楼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最大限度体现出他们的京剧美学观念，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演出，为民国时代的京剧艺术发展树立起新的样本。民国京剧艺术的高峰是呈现出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大贤”鼎足而立的格局，梅兰芳、余叔岩的横空出世，都与冯耿光有着直接关联；梅兰芳与杨小楼的最重要合作，也离不开冯耿光、吴震修。冯耿光对于民国京剧的贡献卓著，后世史家不可不察。
资本发展助力京剧改良
冯耿光于1922年5月卸任中行总裁，退居董事，但仍在中行内部居领导地位。
1927年1月27日，冯耿光再次出任中国银行代理总裁。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概括说：
抗战前夕，私人资本在本国资本中的比重大于国家资本，且在工业资本中居于优势。在1894—1936年的四十二年中，国家资本只增加26倍，私人资本却增加了175.4倍；国家资本在本国资本中的比重日趋下降，由79%下降到24%，私人资本的比重则急速上升，由21%上升到76%，私人资本发展越来越快。从四十二年的全过程来看，私人资本发展最快时期是1920—1936年。在这十六年间，私人资本增加到13.35亿元，超过1920年以前积累资本总和的两倍多。（中略）抗战前，国家资本在工业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如果剔除本国资本中的金融资本，全国工矿业资本总额是13.76亿元，其中私人资本约为11.7亿元，国家资本只有2亿元，仅占本国资本的15%。
私人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以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三大贤”为代表的民国京剧艺术最为繁荣的时代。私人资本进入京剧领域，发挥出种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也让京剧艺术勇于创造，大胆尝试，流派纷呈，充满活力，冯耿光与梅兰芳的合作就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例证。
1925年至1926年，梅兰芳推出他的又一代表作《太真外传》，这仍然延续《霸王别姬》的路数，属于“新历史剧”。徐城北在《梅兰芳与二十世纪》里叙述：
《长恨歌》中写到唐明皇、杨贵妃沉湎歌舞的醉生梦死状态：“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漫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尤其这《霓裳羽衣曲》，据说也是有舞的，可惜曲既不传，舞更难见矣。然而，四本《太真外传》既以《长恨歌》为主干，于是这“霓裳羽衣舞”就是万万不能减却的。根据情节发展，第三本在“禄山求职”“七巧盟誓”“禄山逃走”这三个重要关目之后，下面就应紧接被“渔阳鼙鼓”惊破的“霓裳羽衣舞”了。梅兰芳在策划排演《太真外传》之初，恰也作如是想。冯耿光在闻悉之后，即以现大洋1000元之代价，为梅购下孔雀翎外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不料在排演此舞时，竟发现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困难：雀翎长在鸟儿身上，不但美丽而且可用以随意飞翔；一旦“移植”到演员身上，就难以运用自如，从而也就失去其天然之美。梅曾试舞，结果舞未竟而雀翎却折断数支，同时在旋转飞动之际，又常和旗帜绕在一起，使得梅手忙脚乱，汗流浃背，千金就此虚掷。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记录1926年对北京48个平民家庭6个月间的生活调查，平均每家总支出数为101.45元，其中食品费占71.2%，燃料及水费占11.3%，房租占7.5%，衣服费占6.8%，杂费占3.1%。按照这一标准，这件孔雀翎外褂，大约是一个平民家庭五年的生活开支。
此处所举只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梅兰芳的艺术创作，包括着不可计数的成功与失败的试验，假如没有冯耿光这样的私人资本介入，仅仅依靠艺术家自身的力量，自然是无法完成的。也可以说，民国初期每一位成功的京剧艺术家背后，或多或少地都有着私人资本的援助。
（本文摘自《冯耿光笔记》，靳飞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