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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杨
在城市生活、写作将近二十年后，作家曹寇回到他出生、成长的故乡八卦洲，一个江水环绕、与南京城区隔水相望的地方。这位写作多年、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小说与随笔等作品、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家在本该不惑的四十岁那年，某夜陷入沉思，想起父辈，审视自己，决定返乡。盖房、娶妻、生子，过日子、写小说。
新近出版的小说集《鸭镇往事》，可视为有时种花钓鱼、有时醉心写作的“农夫”曹寇的新收成。八卦洲上那些悠闲或奔忙、怡然或焦虑、快乐或忧伤的人们，连同他们的故事，成为生活其间的曹寇的见闻，进而幻化成他笔下“鸭镇”众生相——《龙》中“我”表弟眼中暴雨时的超现实景象；忧心子女婚恋的《父亲》；命运引人唏嘘、未被家人善待的村妇《引娣》；《穷人》中出自“鸭镇”的主人公却“不失任何时机地急于表达他对农村的愤怒和攻击”的苦闷；《鸭镇往事》叙述的中师毕业返乡当老师的青春迷茫、情感纠结，以及无聊日常中的戏剧性、生与死。
十几年前，作家、诗人韩东曾评价当时曹寇的写作“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如今人到中年的曹寇在这些小说中依然延续了他的作品中一直以来的简洁、直接又不乏诗意，有着对乡村现实切近、冷静的呈现，把对人物命运的感触克制在文本之外。谈到写作，他的表达既有热情也流露某些虚无意味，他期待写出更好的作品，写作能带给他自我表达的机会，也能改善他的生活，但他不会对作家身份自视甚高。今年世界读书日（4月23日）来临之际，网上一则名家荐书的视频中，作家韩东推荐了这本《鸭镇往事》，十几年后，他评价曹寇的写作“保持了尖锐性”，而这种尖锐，会划破迷雾，显出曹寇写作的更多可能性。
中华读书报：你在“自序”中提到，《鸭镇往事》收入的这些小说最初以专栏方式发表。这些作品的时空背景有关联，故事情节与人物设置也存在某些呼应，是边写边发表，还是先有整体写作计划才陆续写出来呢？
曹寇：关于这些小说，事先并没有明确的写作计划。那个专栏我写了将近有两年，每个月一篇，大概20篇左右。写到后来我才有这个意识——集中写“鸭镇”的人物和故事，所以，这个专栏中“鸭镇”之外的篇目，这本书中就没收入。
中华读书报：印象中，你在《鸭镇往事》之前也写过以“鸭镇”为背景的小说，这个地域概念以及写作动力从何而来？
曹寇：我自幼生活在江苏农村，后来读大学、工作，也就离开了故乡，在南京待了二十年。一个人的写作，很容易就会从写自己的少年经验开始，这是很自然的，苏童、莫言这样的作家也是这样。之前我在南京的时候写关于故乡的小说，是一种回望式写作，故事的时间点也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我就生活在故乡，这几年写的小说，就是关于眼下的人和事，虽然也有些记忆中的东西，但这是置身现场的写作，《鸭镇往事》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所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乡土小说。
中华读书报：可是，从乡村到城市，二十年后再回到乡村，与一直生活在乡村二十年再回看乡村，视角总归有些不同吧？
曹寇：是这样的。我现在四十来岁，在外漂了那么多年，对世界的认知、想法和二十年前肯定不一样，现在的心智比我二十多年前更成熟。而故乡在这二十年间也在变化，政府在搞新农村建设，村子更干净，像花园似的，没有旱厕了，经济条件也不差。但是呢，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没什么儿童，没有多少青年人，村里主要是老年人。这跟经济是否发达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去过全国的很多地方，乡村基本上情况都是雷同的。哪怕是上海农村，年轻人也不多。
中华读书报：你笔下《鸭镇往事》中的乡村生活并非如“归园田居”那么诗情画意，人物命运不乏灰暗、沉重的色彩，有的人物深陷纠结、迷茫、疯癫甚至死亡，这些，在多大程度上是你眼中的乡村现实？
曹寇：这本小说集中的好几个人物是有原型的，比如《引娣》中那个疯女人。也有我虚构的部分，第一篇《龙》中那个少年看到的“龙”就是非现实的，相当于寓言式小说，“龙”这个意象在最后一部中篇里又出现了一次。其实这种非现实的情况在农村很常见——某个小孩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然后陷入一种执着状态……很多作家致力于这种超自然的打破界限、人鬼不分的写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经典写法，比如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很迷人。
中华读书报：虽说没必要依据小说内容与作者的真实经历对号入座，但作品总归脱离不开作者的个人体验，小镇生活见闻，特别是毕业后那几年教书生涯，是你若干部作品的素材来源，除此之外，这些经历还带给你哪些影响？
曹寇：我大学一毕业就当了教师，这个职业给我带来巨大的挫败感。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当时无法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教学方式，又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跟当时的同事隔着一层，可以说各方面都很挫败，包括谈恋爱。那几年感觉人生可以一眼看到头，如果在那个地方一直混下去，面对一茬又一茬十四五岁的少年，头发渐渐白了，皱纹渐渐多了，然后就该退休了，应该说挺绝望的吧。也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就主动去找点自己想干的事，后来就集中在写作上。
中华读书报：刚才你提到了鲁尔福这样作家的经典作品，事实上你的一些作品中也能看出受到国内外一些前辈作家、作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也是文学创作的必经之路。
曹寇：是的。我喜欢读韩东、杨黎等当代诗人的诗，也读一些古代笔记、古诗词。我的阅读出于喜好，并非为了写作而读，我只读我确定看得进去的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哪怕好得不得了，如果我读不下去，对我也毫无意义。
我的阅读和我的写作有某种对应，就像是我的小说和我的生活也是一种对应。能让我产生共振的东西，我才会读，也才会去写。
中华读书报：你在《鸭镇往事》“自序”中写到，“当代小说家确实热衷于坐在城里的漂亮书房里开展‘故园追忆’”，而你现在的状态刚好相反——身在乡村书写乡村。不过，写作不也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所写对象拉开时空距离，时过境迁再动笔，难道不是更清晰吗？
曹寇：你这种说法肯定没问题。当事物经过时间淘洗、空间转换之后，你可能看得更加“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这只是一种说法，并不代表对当下的写作就是无效的。另外，想获得面对事物冷静、客观的沉淀，如果要靠作家去做，过了多少年之后也未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写过去，还是写当下，因人而异，这是写作的选择性问题。你说的道理，不是唯一的道理。
中华读书报：你写过诗、随笔、长篇小说，但写得最多的还是中短篇小说。你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到写作不应局限于某个体裁，但某种文体之于一位作家可能更得心应手，不失为一种写作上的“舒适圈”。
曹寇：除了你提到的这些，我还写过一部电影剧本（《片警宝音》），至于你说的某种文体是作家的“舒适圈”，肯定是有这种因素，因为这样的写作效果会立竿见影。比如，我写五千字的短篇小说，难度系数就比较低，写中篇要耗一点时间，写长篇？ 那基本上就要杜绝社交活动了，实在是一个体力活。目前我还没有写长篇的成熟条件。
中华读书报：我倒也不是以文学作品的体量（长篇）来论英雄，也许暂时没有你觉得可以动笔写长篇的题材？
曹寇：我写作，必须得先说服自己，得有内在动力。靠外在的动力驱动，哪怕说写了就颁给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未必写得出来。
我没有文学野心，不指望通过写作来证明自己，甚至作家身份对我来说也无所谓。目前我写的东西能够发表、出版，通过写作能改善我的生活，已经是幸运。如果我找到写作之外更好的自我表达方式，也许我会放弃写作这件事，文学从来不是我的信仰。
中华读书报：网络时代的传播效率，社会新闻的种种荒诞，常令人感叹现实很多时候比文学更加戏剧性，这样的时代，作家的表达空间、文学的力量有何变化？
曹寇：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文学性的问题。文学性是事物散发出来的属性，既可能出现在司马迁笔下也可能在一个段子里，在一则网络新闻里。不是说你在搞文学创作你的作品就必然具备文学性，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很多小说毫无文学性，但仍然发表出来了。我倒是不抵触新媒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接触、传播信息的方式。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信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读纸质书，后来有了网络，传递的信息更多，那就自己筛选吧。现在的手机新媒体仍然是这样，如果是个蠢货，只能迷失在海量的信息里。
中华读书报：接下来，这样的生活会继续，“鸭镇”的故事也会继续讲下去吗？
曹寇：应该还是会写下去吧。我的写作会尽量与生活保持同步，我早年的小说常写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写到中年人。我的写作是跟现实平行的，随着人生过程一路走，顺其自然地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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