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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年，成吉思汗抵达女真境内，女真国王奉上大盘珍珠请降。成吉思汗下令将珍珠赐给耳上有孔者，没有耳洞的士兵立即忍痛扎孔，于是所有人皆获赏。
上述片段生动反映了蒙古人对珍珠的热爱，亦折射出珍珠之于蒙古帝国承担着忠诚度激励、利益再分配等政治功能。但珍珠的使命远不止于此，在蒙古帝国史、欧亚史文化专家托马斯·爱尔森的新作《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里，能照见珍珠作为技术、宗教、文化传播的媒介，串连起中古时期欧亚大陆广袤复杂的交流网络。
爱尔森是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追随者，他的研究角度新颖独到，擅长从“小切口”探照“大跨度”历史时空里文明的结构性特征。这次，他以珍珠为窗，显影长时段中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特征，并勾联陆海贸易路线，描摹出一幅人类从草原到海洋，从游牧到定居的跨生态文明互动图谱。
开篇，爱尔森通过爬梳《元史》《蒙古秘史》等，捕捉珍珠在蒙古宫廷生活与军事外交中频繁出现的身影，从珍珠的便携性，游牧民族生活习惯，蒙古尚白之传统，“长生天”“福运”的宗教信仰等角度，分析蒙古人钟爱珍珠的复杂成因。揭示以珍珠为代表的现金、奢侈品再分配机制——为蒙古的政治文化核心，追随者渴望与统帅分享战利品，在盛宴庆典上展示财富地位，营造不断增长的未来期许，是游牧民族一项基本传统。
作为游牧政权，为获取充足的生活资源，蒙古人迫切需要与定居和海洋文明进行交互，交互模式有战争掠夺、朝贡、外交互赠、贸易等方面。政权建立初期，前两者是主要模式，待政权稳固后，草原的统治者更倾向以贸易方式建立持久、稳定的商业交流圈。
因而，蒙古帝国崛起后，积极开拓陆海运输路线，促进各类跨国跨洲贸易活动，成为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方针。就元朝为例，元政府在陆上除沿用丝绸之路外，发展云南至东南亚、印度洋的商业链路，也凭借与伊利、金帐汗国的“兄弟关系”，开辟西伯利亚的森林通道，连接内亚与西亚、欧洲的交流。海上，则在南宋的南海贸易体系上，采取优惠的关税鼓励海外商人携“金珠货物”来华互市，在广州、泉州、福州等港口设立“蕃坊”“市舶司”等管理机构。
为了进一步观察求证，爱尔森以元朝、伊利汗国等蒙古政权的珍珠产业链为切口，借考察珠贝的捕捞、加工储存、销售流通等环节，勾勒当时的技术生产力、行政管理、社会资源组织、边境贸易等宏观图景。他指出，蒙古政权虽自身不擅海事，但擅利用商业代理人机制：委任穆斯林、印度等商人代其运作远洋事务，探索市场，并借控制波斯湾、黑海沿岸的“商人王”政权来实现对海疆的贸易管理及征税。通过以上中介策略，加之在扩张海陆运输路线上的长期深耕，让蒙古帝国拥有丰富的跨生态物产资源，其造船技术、航海经验、跨国交通驿站建设也获得空前的成就。
但蒙古人发展海事与贸易的内在动机，仍旧离不开以珍珠为代表的奢侈品获取和消费，爱尔森进而探讨了这种消费文化对帝国命运的负面影响。举国上下的奢靡之风，滋生了社会的系统性腐败，加之蒙古统治者对国库管理混乱，将政府财政与皇室财富混为一体，官员们监守自盗，令国家财政陷入巨大的危机中，为后来的帝国衰亡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珍珠所代表的奢侈品文化与蒙古帝国的政治理念、经济外交、军事行动、社会意识形态有着隐秘的互塑关系。爱尔森运用物质文化史的范式，通过梳理珍珠产业在蒙古的发展历程，将上述几者共构的物质与文化话语谱系展开，显影当中的社会活动规律与联动机制，并援引汉、蒙、波斯、阿拉伯等多语种史料，从更广阔的维度审视此物质文化的长时段作用。
书中下部，爱尔森的研究目光放宽至整个欧亚大陆，沿珍珠这条跨国产业链，通过研究其上下游的流通方式，市场营销，文化塑造及传播等，探索13-14世纪欧亚文化、商品和生态交换的特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商人们对珍珠等名贵商品的“神话化运动”。在古代，商人们为了更好推销异域商品，会编造各类传奇故事及营销话术。这些话术在原产地的信息上结合销售地的文化习俗被再加工，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解读。
像珍珠、珊瑚、宝石此类包含多重价值属性的物产，它们传播的不仅是神话和宗教故事，亦蕴含着产地的地理生物信息、处理技术、历史及医学知识，当它们藉着商人、工匠、使团等介质在不同文明体间交互时，生态与 文化价值体系也 随之交换。13-14世纪，因蒙古帝国对各类奢侈品的旺盛需求，也因其辽阔的商业和政治版图，形成极具影响力的宫廷文化，引发欧亚各国竞相模仿。令这种交换愈加频繁、广泛，促进了欧亚大陆的跨文化、跨生态交融。
从珍珠这扇华丽的窗口，沿着它的商业史、文化史，可清晰观察蒙古政权如何在广阔的疆土上，在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特征区域间开采资源，动员人力，组织生产运输等社会活动景观，从而凸显其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当中透视出的欧亚大陆海上与陆上贸易的联动关系，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世纪时期，人类由草原到海洋，从游牧到定居文明的交换路径与模式。
论证过程中，爱尔森采取的研究范式灵活多元，有机地结合“长时段”“南方化”“跨生态交流”等理论，辅以翔实史料与词源学对照，立足于蒙古帝国，放眼的是中世纪欧亚乃至世界的文明互动趋势，展示出一种系统立体、共时性的全球史史观。此书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集其风格、洞见之精华，布局恢弘，广征博引，考据功夫扎实精湛，堪称物质史与蒙古帝国社会文化研究中的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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