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兄妹和他们的母亲

    ■龙飞

    一

    杨宪益在学术界是个极其罕见的才子，他的两个妹妹也非同一般。大妹杨敏如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二妹杨静如（后改名杨苡）也是著名翻译家。他们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杨毓璋早年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后又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凭借着自己的本事，他挣下了百万财富，唯一缺憾是没有子嗣。

    大太太怀了八胎，只成活了两个，并且都是女孩子。杨毓璋又娶了二房。1915年，二太太生下儿子杨宪益。儿子的降生是杨家的大喜事。杨宪益出生后就被抱走，跟着大太太住，成为家中最受宠爱的宝贝。随后，二太太又生了两个女儿。

    儿子5岁那年，杨毓璋突患急病，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也留下了三个女人和六个孩子（还有位小姨太和她的女儿）。

    当时杨宪益的母亲刚刚24岁。她决心好好抚养三个孩子，要让他们受到良好教育。她出身卑微，是河北农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没钱念书，识字不多，卖给了杨家当姨太太。她年轻俊秀，天资聪慧，博得了杨毓璋的真心喜爱。很快，她就从“老爷”（她这样称丈夫）那里学会了识字、读书。夫妻俩感情深厚，常常一起读小说。在阅读中，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然而，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七年，丈夫便突然离她而去，她悲恸万分，唯有三个孩子是她的最大安慰。由于她生下全家唯一的儿子杨宪益，所以分到了几万元的股票作为财产。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

    大太太是同杨家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读过私塾，最大嗜好是打麻将。她脾气和善，对两个姨太太和庶出的女孩们态度还算好。不过她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从不关心两个女儿的教育。而杨宪益的母亲亲身体会到读书的好处，为自己的两个女儿争取到上学的机会。她们俩一到学龄便先后进入美国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这是当时天津最好的女子学校。

    杨宪益是这个富裕家庭的唯一男孩，一出生就成为家中的“小皇帝”。他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还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既聪明又淘气，曾把一瓶父亲喝的法国白兰地倒进金鱼缸，看着“醉鱼”在鱼缸里翻腾，他就觉得很好玩。

    大太太衷心祈盼这个宝贝儿子能顺顺利利地成长，将他和女孩子仍排在一起——她认为女孩命“贱”，好养。大姐、二姐是大太太的两个女儿，杨宪益被排行第三，小姨太的女儿排第四，杨敏如、杨静如分别被排第五和第六。因此，叔叔们的孩子就和杨宪益开玩笑，称他“杨三小姐”。

    杨宪益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妹妹杨敏如还记得：“他的玩具都不同平常人。有个玩具我们长大了还玩儿，就是现在的八音盒。里头叮叮当当响，有几个男的女的在跳舞，都穿着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衣服。那个八音盒可贵啦。这就是他的玩意儿。”

    小少爷7岁了，大太太担心他遭绑票，为了安全，请到一位前清秀才魏汝舟先生来家上课。杨宪益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之后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宋词，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功底。虽然他不用功，可是总能得到魏老先生的赞扬。这一时期，他还读了不少杂书。

    直到杨宪益13岁，大太太才允许他到教会学校新学书院上中学。

    二

    在学校，杨宪益依旧不用功，玩的时间比较多。班上总考第一名的那个同学非常努力，而杨宪益说：“我就不跟他争了，所以我总考第二。”

    杨宪益也常搞恶作剧。一次考代数，有同学做不出某些题。他就把答案写在纸条上传给对方，甚至把一张粘在老师衣服的后背上。老师监考，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答案都被大家看到……后来老师发现了，找他谈话，他供认不讳。老师不仅没有惩处他，反倒夸赞他诚实。

    自从魏老先生因年老体弱离开杨家，母亲又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杨宪益和他的两个妹妹补习英文和数学。虽然孩子们的学业成绩都很好，可是母亲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切，仍然请了家庭教师，希望兄妹三人的成绩能更好。

    两个妹妹都对哥哥崇拜得五体投地，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笨”。杨敏如说：“他都能把十三经背得滚瓜烂熟时，我连四书五经还没有读会。初中时他就琢磨着写章回体小说了。”

    杨静如说：“我哥太聪明，7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快，当时授课的先生叫‘徐剑生’，我哥一看，马上就对三个字——‘快枪毙’。”（“徐”对“快”，“剑”对“枪”，“生”对“毙”）

    那位名字被杨宪益对成“快枪毙”的徐剑生老师，对这事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很高兴，高兴能遇到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学生。也正是这位徐老师，为兄妹三人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徐剑生老师是广东人，毕业于中山大学英国文学系，嫁给外科医生池石卿。她与杨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孩子们称呼她“先生”，母亲叫她“池太太”。后来母亲还让三个孩子认她为“干妈”。

    杨公馆位于天津日租界花园街，这是一座大宅邸，日子富裕而悠闲，日常生活由佣人照料。杨宪益三兄妹每个礼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中国外国的都有。母亲对孩子们既严格，又宽松。

    杨敏如是个早产儿，身体一直不太好。医生建议母亲让孩子多到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1931年夏天，母亲带着三兄妹，邀上徐剑生老师，到北京香山避暑。这是杨家兄妹第一次离开天津。

    正巧，杨宪益的堂兄杨缵武和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罗沛霖也到香山度假。罗沛霖出身津门大户，是班上的高材生。这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正在等候发榜。几个少年在一起成为玩伴儿，山上山下奔跑，在别墅内唱歌、下棋、打扑克……罗沛霖与杨敏如很谈得来，彼此间留下良好印象。这次香山之游，大家过得挺快活。

    可惜没过几年，两个叔叔动用了父亲的遗产。杨家只得卖掉花园街的房子，大姐出嫁了，二姐死了，小姨太带着女儿走了，大家庭散了。大太太、母亲和杨宪益兄妹搬到法租界兆丰路，住在出租的房子里。大家庭渐渐坐吃山空。

    1934年，杨宪益中学毕业，考取了燕京大学。他的成绩如此优秀，校方竟让他跳级从大二读起。这时他的一位中学英国老师要回国休假，他想随老师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大太太希望他留下来继承家产，可是他坚持要走，母亲也主张儿子出国深造。

    与此同时，杨敏如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顾随。1937年，杨静如中学毕业，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发生，南开大学被炸。转年，她作为南开“复校生”，去了昆明西南联大。

    杨敏如在燕京读书时，收到罗沛霖来信，向她表示了好感，这时他已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杨敏如放假回天津时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即打听到罗沛霖的父母已经给他订了婚，命令女儿绝对不能同他来往。大学毕业后，杨敏如随顾先生读了一年半研究生。1939年寒假，她带着母亲去抗战的后方重庆。母女俩是和天津中国银行的员工一起去的重庆。

    当时天津中国银行几百人，浩浩荡荡去重庆，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分行。银行的潘经理——杨毓璋做行长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小书记，很照顾杨家母女。可是母亲向来要强，一路上所有该交的钱她都交，不肯占一点便宜。那时候杨敏如假若想在中国银行找份工作，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她要自立，要靠自己。她和母亲都不愿意靠着关系进入中国银行。

    到了重庆，杨敏如为找工作而奔波，她需要养活自己和母亲。由于她是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找工作十分顺利，很快就当上了重庆南开中学的教师。她既能教国文，也能教英文。重庆南开中学在张伯苓校长领导下，办得独具特色，既严格，又活跃；教师的月薪也比别的学校多一些。杨敏如和母亲也就很满意了。

    此时，罗沛霖已经解除了包办婚姻，也来到重庆工作。经母亲同意，杨敏如和他开始交往，主要方式是通信。

    三

    杨静如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她听从中文系教授沈从文的建议，转入了外文系。没过多久，就受到高她一级的师兄赵瑞蕻的热烈追求，两人匆匆忙忙结了婚。她在读二年级时，发现自己即将当上“小母亲”，生活变得十分狼狈，只好休学。在重庆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女儿一顿。母亲答应给女儿看孩子，但要求她必须完成大学学业。杨静如仅仅休学一年，就在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借读两年，获得西南联大的学士文凭。母亲的爱，让她从家庭主妇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也正是由于母亲的爱，她才能成为翻译家，才有了那部使她一夜成名的《呼啸山庄》。

    自从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杨静如便用笔名杨苡作为自己的名字。她的大女儿名叫“小苡”，是“草”字头。几年后，当杨苡怀第二胎时，说到给未来孩子起名，母亲也有她的幽默，说：“再来一个孩子就叫‘小苦’吧!”

    孩子们都很喜欢外祖母。她不仅把他们一手带大，还特别会讲故事。她看了好多书，是冰心和张资平的忠实读者，还喜欢大仲马的《侠影记》。她看完便编成故事，再讲给孩子们听。

    父亲去世时，给家里的女孩子每个人留了一万元做嫁妆。杨敏如对母亲说，罗沛霖要创办企业（其实是地下工作），“我想把我的嫁妆拿出来，借给他。没想到，母亲非常支持，把自己的钱几乎统统拿了出来，甚至包括静如的嫁妆”。

    刚到重庆不久，杨敏如收到杨宪益从英国牛津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一张外国女孩的照片。哥哥说他与一个英国女同学相爱了，“这个女孩非常好，你看了也会喜欢的”。但杨宪益顾虑母亲是否能接受一个洋儿媳，他让妹妹给母亲做工作。杨敏如看了女孩照片，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 她和母亲说了。母亲一听坚决反对，怕儿子娶了个外国妻子就不肯回国了。

    杨敏如写信将母亲的态度告诉了哥哥，杨宪益回信表示一定回来，母亲这才勉强同意，但对敏如说，以后她坚持要和女儿住在一起。

    杨宪益得到母亲认可后，就在英国同女友戴乃迭订婚。毕业时，他收到两份聘书，一份是美国哈佛大学，另一份是西南联大。他与戴乃迭商量，最后决定一起返回中国定居。1940年，两人身上只揣着50英镑，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母亲和妹妹所在的重庆。全家人在抗战中第一次团聚（静如缺席，困在昆明）非常高兴，母亲竟喜极而泣。

    戴乃迭的照片母亲和敏如都是看过的。见到她本人让母女俩不免吃惊，戴乃迭不仅容貌姣好，而且身材高挑，甚至比杨宪益还要高一些。母亲又担忧了，怕儿子和未婚妻站在一起会逊色不少……她同未来儿媳聊天，便由敏如充当翻译。

    杨宪益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就要去昆明，可是母亲一定要他留在自己身边。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被日军轰炸得很厉害，她不准儿子去。杨宪益和戴乃迭只好接受了中央大学的聘书。可是后来才知道，是让他们去中央大学的分校，分校设在重庆郊区。他们一块儿去，不能天天回来。还没结婚，怎么住呢？

    母亲很有主意，决定马上给他俩完婚，杨敏如与罗沛霖也已交往多年，干脆把儿子和女儿的婚礼放在一起办。于是，选定1941年2月16日共同举行婚礼，这在当时叫“双婚”。

    在举行婚礼前，母亲宣布：一律不收礼。亲友们便纷纷送花篮来庆贺。杨宪益、戴乃迭的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杨敏如、罗沛霖的证婚人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都是学界名流。婚礼非常热闹。

    母亲很高兴，也很开通，向两对新人说：“咱们来新派儿，鞠躬吧，不要给我磕头了。”母亲一说不用磕头，大家都松了口气，让戴乃迭磕头多不方便啊。

    杨宪益、戴乃迭在重庆郊区租房住。母亲长期寄居于敏如所在的南开中学教师宿舍“津南村”。没过多久，她又得帮敏如看孩子了。女婿罗沛霖后来成为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专家，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母亲对这个女婿评价很高。

    不久，杨苡夫妇也来到重庆，住在赵瑞蕻任教的中央大学教师宿舍。三个小家庭逐渐都有了孩子，凑在一起就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母亲怎能不开心呢？！

    四

    杨宪益兄妹给母亲过90大寿时，母亲对三个已经白发苍苍的儿女说：“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位开明的母亲一直活到95岁。晚年，她依旧读书，看报，给孙辈讲故事，因而活得很豁达。她的长寿基因遗传给了三个儿女。

    杨宪益去世时94岁，被国人誉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敏如102岁辞世。她是母亲的保护神，一生和母亲患难与共，最后为母亲送终。她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著书立说，留下多部中国古典文学专著，被同门师妹叶嘉莹称赞为“百岁犹存赤子情”。

    杨苡创下最高纪录——104岁。女儿赵蘅说：“妈妈了不起，坚持到了癸卯兔年。”由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原计划2023年1月出版。似乎是天意，2022年11月提前问世，杨苡已经读到了样书，颇为满意。这让她走得很踏实。

    杨宪益兄妹三人个个如此出色，这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