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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5月03日 星期三

    作家在洞悉人类精神世界时有所发现,在小说传达手段上有所创新,其难度不会低于科学家探索物质世界时有所发现,在应用领域有所发明。

    化为无形的叙事手段

    吴平安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5月03日   11 版)

        《名叫月光的骏马》,卢一萍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49.80元

        任何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都应当力图在丰富艺术传达手段方面有所作为,这是构建自己辨识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理论上讲,小说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无限”,自然包括小说形式创新可能性的无限。

        卢一萍是对叙事形式有清醒认识并自觉追求的作家,营构长篇时如此,写作短篇时亦然。而其新著《名叫月光的骏马》的叙事形式与技术手段,已化为无形了。这就使“技巧”“手段”于作品,变为如盐之于水。

        《北京吉普》的结尾是出人意料的。牧羊人“我”在与“伯克家的后人”马伊尔江这一对情敌的角逐中,“我”通过抗争,赢得了娜依的爱情,无疑是胜利者,这一胜利,可以表征为牧羊人的骏马对马伊尔江的北京吉普的胜利。小说倘若依照常规,或者依照叙事逻辑,便可结束于此,那便是美女在贫穷的放羊人和富有的公子哥之间,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选择前者,谱写了一曲咏叹纯真爱情的古老情歌。但因马伊尔江一句挑战性话语的激将,牧羊人“丢下了自己的羊群”,坐进了吉普,居然成了县政府的一名驾驶员,一干就是四十年。当初被视为“四轮魔鬼”的北京吉普,竟然成为“我”最喜欢的车型。完全可以说,在“骏马”与北京吉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中,后者又战胜了前者,而且是彻底的胜利。倘若我们着眼于现代化对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的冲击,把塔合曼草原的变迁也纳入到源远流长的乡土中国的文学叙事中考量,这一结果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回望还是前瞻,传统还是先锋,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根据作家不同的审美理想,在面对乡土中国的社会变迁时,似乎很难跳出是谱写一曲牧歌还是挽歌这两个选择。以此观照《北京吉普》,便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就这部小说集整体的倾向性而言,卢一萍笔下的塔合曼草原是美丽、温馨、诗意的,是一个引人怀旧抒发乡愁的伊甸园式的存在。但工业文明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是必须接纳的。一言以蔽之,一个陡转的结尾,袒露了作者情感的矛盾和复杂,并最终把小说的思想境界提升了一个档次。

        用作书名的短篇小说《名叫月光的骏马》和《北京吉普》,可用成语“异曲同工”来概括,其情节主干皆围绕两个年青人和一个姑娘的爱情角逐展开。官二代换成了富二代,北京吉普升级为路虎越野车,另一方同为牧羊人,而故事的结局则正好相反。如果不是结尾的神来之笔,小说是很容易流入平庸的。严格地说,不能将其结尾归于“反转”手法,因为通常所谓反转,是指与故事情节在原有逻辑上的发展背道而驰,《北京吉普》当属此类,而《名叫月光的骏马》并无这种陡转。在马木提江得知父母亲收下了阿拉木买马的巨款后,作者写到:

        我变成了一尊冰雕,坐在那里,屋子里的热气使我身上散发出丝丝热气,但冰雕内部的寒冷使整个外部世界的暖意又奈何我不得。慢慢地,毡房被寒意充满了,草原的气候也像是突然陷入了寒冬里。全家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父亲还是那样喝进一口酒,然后说,怎么变天了? 是不是要下雪了?

        家里人纷纷找来厚衣服穿上。

        ……

        我的眼睛里滚出了一串冰珠子,那是我的眼泪。它们落在地上,声音很轻微,很快就融化了。

        不难看出,小说结尾之前的部分是写实的,细节真实,是可以纳入所谓“现实主义”范畴的,而结尾部分则非写实,无视细节真实。但我们据此就可以把这篇小说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吗? 实际上我相信,卢一萍在写作中完全没有这些“原则”和“主义”的束缚,灵感所至,所有手段皆化为无形。

        《夏巴孜归来》带有一种乡村轻喜剧的韵味。夏巴孜识大体、顾大局,在草原已无法承受超载畜群时,响应政府号召举家搬迁;他讲义气、重承诺,一旦应承搬迁便义无反顾;他爱家乡、爱乡亲,“即将离开草原,他的心变得和女人一样柔软”;来到新家园,他努力学习新技术,适应新环境……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他都是一个好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在众人口中,却成了一个地道的“傻瓜”,并且“传遍了整个帕米尔高原”,这一错位是耐人寻味的。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笑什么”,是可以窥见其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的。一个“傻瓜”的外号,则足见忠厚、老实、本分这些传统社会的优秀品质,成了头脑灵光的“聪明人”嘲笑的对象。与情节反转连带的是人物性格的反转。夏巴孜的发小西仁乡长虽着墨不多,但几句点睛之笔,却勾画了一个相当正面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不坐政府配发的汽车坚持骑马出行,为的是替国家节省开支,更是为了唯有如此牧民才能把他当做自己人,是“喝这草原上的羊奶长大的”;即便是当了副县长,在夏巴孜面前依然以朋友相处,没有一点架子;甚至为了解决上级制定的搬迁指标,首先去动员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凡此种种,都值得称道。但小说结尾的陡转,告诉读者其工作的动力,只是为了职务的提升,而“亲戚+朋友”的搬迁人中,又根据亲疏远近,做了真假搬迁的安排,只有老实巴交的夏巴孜被蒙在鼓里,于是此前建立的西仁的正面人设便轰然倒塌了。小说题为“夏巴孜归来”,结尾却在询问读者:主人公还能够“归来”吗?

        作家在洞悉人类精神世界时有所发现,在小说传达手段上有所创新,其难度不会低于科学家探索物质世界时有所发现,在应用领域有所发明。明乎此,卢一萍在后记所言,在小说艺术的表达上,“我做到的百不及一,还需要继续修炼”,就绝非自谦之词,而是作家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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