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抗的不仅仅是乳腺癌

    在完成乳腺癌手术后，安妮·博耶写道：“我没有死，至少没有因此而死。当我眼下捱过了癌症的威胁后，女儿说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给自己安排了活生生的后世用来写作。癌症之后，我的写作像是得到了彻底的许可。我失去了一些神经线粒体，失去了昔日容貌，失去了许多记忆与聪明才智，失去了乐观估计五至十年的寿命，这一切都归功于医学治疗那摧枯拉朽的能量。失去这一切后，我发现自己仍是自己，甚至被摧毁成了更强烈的自己。仿佛对于人类而言，失去，才能使我们终于变得真实。”

    美国诗人、散文家安妮·博耶试图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用数年去书写数分钟，用数月书写数日，用数周书写数秒，用数日书写数小时，而那些使我失去了数年数日的短短几分钟的经历，如今看来仍然太过沉重，无法阐明”。这本书名为《未死之身：一位乳腺癌病人的生死独白》，出版后于2020年获普利策奖。

    41岁那年，安妮·博耶发现自己患上乳腺癌。41岁也是桑塔格患乳腺癌的年纪——1974年，桑塔格确诊，在经过治疗后，她写下《疾病的隐喻》一书，并始终拒绝将“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写进同一个句子里。她揭示了一个事实：比疾病更可怕的是围绕着疾病建构起的隐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疾病会被视为个人道德缺陷的自然后果，加重病人的痛苦。

    还有许多女作家也与乳腺癌抗争过。1892年，42岁的艾丽斯·詹姆斯死于乳腺癌。1960年，蕾切尔·卡森确诊，时年53岁的她正在撰写《寂静的春天》。她生前从不公开谈论自己的病情，最终于1964年病逝。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于1932年确诊，以自杀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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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类而言，癌症不仅仅是病痛，也是恐惧的来源之一。它代表着极大的未知和不稳定，还有死亡。

    可贵的是，安妮·博耶还超越疾病本身，写出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在安妮看来，乳腺癌的工业致病源、资本主义巨大的营利机器……这些都被当今常见的有关乳腺癌的文学忽略了。也正因此，“仅仅书写一个人自己也许是书写死亡，但书写死亡也就是书写每一个人”。

    书中的前半部分记录了安妮·博耶确认乳腺癌后的生活，她的内心经过了种种波动，从不敢置信到愤怒，再到抑郁和接受。她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毕竟抗癌这条路充满未知，死亡随时可能到来。她患上的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险的类型，医生说没有特效药，所以她选择了最激进的治疗方式，接受高强度化疗，尽可能杀死身体里的癌细胞。她接受化疗的药物叫做多柔比星，毒性大到连护士都要穿防护服。还有一种化疗药叫做环磷酰胺，一战时是生化武器。之后，她接受了双乳切除手术，彻底切掉病灶。

    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这本书就与一般的疾病抗争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但安妮·博耶在后半部分揭露了癌症群体面对的社会问题。每个抗癌博主的视频评论区里，总是充满各种奇怪药物的广告。癌症患者被精准营销，终日被冥想练习、发酵茶和生酮饮食等打扰。医药企业的药效宣传实际上不负责任，医保制度也难言完善，种族歧视影响着医疗资源分配……还有投机者以诈骗方式消费癌症患者的苦难，比如有人申请科研经费却伪造病例数据，有人冒充患者在教堂诈骗，有慈善组织中饱私囊……同时，患者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消亡，朋友、爱人、同事甚至仇敌都会选择离开，因为“你的疾病对他们来说太难处理”。患者还会面对家庭的问题，许多女性遭遇离婚、另一半的出轨和虐待。此外，治疗过程意味着对身体的巨大伤害，会影响患者的阅读、语言和记忆等各种能力，生活中充满各种不便。

    因此，安妮·博耶写道：“我不愿但必须接受的是，癌症荒诞得类似犯罪的单一特性，意味着任何与它相关的作品都像是呈堂证供。人们批判这供词是否真实，是否有使用价值，情感是否深刻，却很少评论其形式，但形式才是它真正的驱动与躁动，记录着一场为了求知而展开的斗争，求到的若不是真相，便是与真相矛盾的弥天大谎。”

    安妮认为人们通常将疾病视为一种技术问题，一旦被诊断出某种疾病，就会将自己交给看似最理性的医学。但她以利刃般的文字揭露，生病之后，我们同样要面对权力、性别、阶级等各种体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至于权力如何介入人的身体，如何规训身体，或许可以从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得到答案：“想要治疗自己所患的疾病，必须有其他人利用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怜悯加以干预，一个病人只能在社会里治疗他的疾病，因此把某人的疾病变成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病人暂时不是一位公民了，他沦为某种疾病的历史。”

    安妮·博耶成功活了下来，并继续书写，试图解答癌症背后的社会问题。

    毕竟，“仅仅书写一个人自己也许是书写死亡，但书写死亡也就是书写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