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吴于廑先生《古代的希腊和罗马》

    今年是吴于廑先生诞辰110周年。吴先生祖籍安徽休宁，1913年出生于江苏宝应县，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并任历史学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吴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突破以往世界历史编纂中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误区，富有创见地归纳出人类历史中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1957年，吴先生在回国十年后，出版了《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今天，我们重读此书，既是对吴先生的一种纪念，也希望以这本要言不烦的小书为路标，梳理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史的认知过程，并在含英咀华、品味经典的同时，再次确立我们作为当代中国人对待外国历史应有的态度。

    ❶

    此前中国人的古希腊、罗马史印象

    三国时期史学家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和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西域传》都已有对大秦国（罗马帝国）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还言及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派遣使者朝贡之事。而南宋赵汝适在《诸藩志》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将其称为徂葛尼（意为双角王），并知道他是古代的“异人”。但是，直到晚明，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罗马史的了解仍局限于一鳞半爪，且未必确切。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合作刊刻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绘有厄勒齐亚（Graecia，即希腊），意大里亚（Italia，即意大利）上则标有“罗马”。天启三年（1623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另一位明朝官员杨廷筠的帮助下，刊刻出版了重要的世界地理著作《职方外纪》，其中也提到了意大里亚和“厄勒祭亚”，并涉及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历史学者裴艾琳指出，由于艾儒略站在教会的立场，侧重于介绍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而对于基督教兴起前的古希腊、罗马史，说明都极为简短，事实上遮蔽了许多基本的历史信息。到了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发行，该杂志转载了英国新教传教士麦都思在此前几年撰写的《东西史记和合》。这是现存最早的中西比较的历史著作。邹振环教授介绍，麦都思对古典历史的编写主要围绕托勒密埃及与罗马帝国时期展开，而对城邦时期的希腊史未置一词。麦都思还和晚明的传教士一样，在史事择取上刻意突出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因此，到清朝中期为止，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罗马史的知识仍然极为有限。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刻印发行。《希腊志略》的原作者是法伊夫，《罗马志略》的原作者是克赖顿，两人都是19世纪后期英国的历史学家。据陈德正教授考证，它们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真正系统的古希腊、罗马史专著。《希腊志略》共计七卷，叙述始于“多人由小亚洲海滨西渡、创成新国”的“古初时”，到公元前146年“希腊诸国变为属罗马之一省”结束为止。《罗马志略》共计13卷，始于公元前753年罗马创辟城郭，终于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攻取根斯丹典城（君士坦丁堡）。这两部古希腊、罗马史译著没有像以往的传教士著述那样过分渲染基督教，而是侧重于叙述军事、政治大事件，并配有较为精确的地图和中、西对照年表，记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都大为进步，在当时影响很大。然而，艾约瑟在主观上仍带有传教目的，只不过他觉得除去神学思想的历史学术著作更能吸引中国信徒。

    甲午海战后，梁启超等人对西洋文明的兴趣浓厚，意识到必须引介古希腊、罗马史，才能有助于中国进行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积极推广艾约瑟的《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到日本，又主要通过日文书籍继续吸收古希腊、罗马知识，尤其偏爱斯巴达的尚武与雅典的文化，并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斯巴达小志》和《雅典小史》。李冬木教授认为，《斯巴达小志》和其所宣扬的尚武精神直接影响了年轻的周树人（鲁迅），促使他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足见，在清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志士和以周树人为代表的留学生受到日本的刺激和影响，已经开始大力吸收古希腊、罗马史，并将其运用到改造中国的思想和行动中去。

    到了民国时期，有更多的留学生远渡海外求学，其中就有到欧美大学里研习西方历史的，陈衡哲、蒋廷黻、雷海宗、齐思和、何炳棣等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学者。同时，国内许多大学里也开设了西洋史等课程，其中自然少不了介绍古希腊、罗马史的内容。在民国的教育与学术体系中，影响较大的是陈衡哲编撰的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1924年）和周谷城所著《世界通史》（1949年）。曾在美国留学的陈衡哲吸收了当时文化史与国际主义的思潮，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希望用国际主义来战胜帝国主义。在她的笔下，“不必去细讲这个凶恶的战争”（指希波战争），但“文化上的希腊却是历史上的一个彗星，我们除了崇拜和赞美之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可说。”这也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厌恶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但仍然崇拜欧洲文化的心态。而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进一步尝试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比如，他在吸收大量的前沿研究成果后，能够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古希腊文化。首先，他将爱琴文化区和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区并列为世界历史上的六大“远古文化区”，将其看作几大文明起源地之一。其次，他指出，克来特岛（即克里特岛）的文化受到了埃及、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的影响，而后被希腊继承下来。最初南侵的希腊人却过着游牧生活，无政治组织，没有文字，文化程度很低。再次，他认为，希波战争对于东方文化的西渐有直接的影响，使得东西文化的传播更见方便。波斯文化启迪了西方文化。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欧洲中心论视角下“抬高希腊、贬低东方”的历史叙事模式。

    ❷

    有中国气派的古希腊、罗马史著作

    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向吴于廑先生约写一本《希腊罗马史话》，预计10万字左右，目标读者设定为当时的青年群体。1956年12月，吴先生在武汉大学研究和讲授世界古代史之余写完了此书，并在写给编辑的信中建议将书名改为《古代的希腊和罗马》。1957年11月，《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正式出版。此书虽是一本历史普及性著作，但诚如吴先生公子吴遇教授所言，书中许多对历史事件、风俗的细节描写，“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不是“将历史知识简单化”。作为年轻一代的世界古代史研习者，笔者重读此书后的感想是：在中国人了解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过程中，这是一本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经典性入门著作，堪称大家小书的典范。此非溢美之词。相比此前国人所接触到的古希腊、罗马史读物，此书有三个明显的优点：

    第一，对于古希腊罗马史料的精妙剪裁。吴先生在此书的《卷头语》中，就言明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方式：企图要言不烦，勾勒出希腊罗马古典奴隶制社会发展的轮廓。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在取材上有所轻重。此书不仅比同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苏联历史学家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1955年）和科瓦略夫的《古罗马史》（1957年）简短得多，甚至比半个多世纪前艾约瑟用文言翻译的《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还要显得精炼。对于想了解古希腊、罗马史的初学者而言，此书既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也不是简单罗列一串希腊、罗马的ABC，而是精于取舍，“有的略而不论，有的则作了较为集中的阐明”。

    吴先生说，他虽“只想写下希腊罗马史的轮廓”，但“哪怕是一幅淡墨山水，也总想在墨色中分出一点明暗”。这种写作意境仿佛江南水墨画——烟雨中的徽派建筑若隐若现，令人神往，极愿通览并细观之。比如，在“轮廓”上，由于希腊、罗马在当时已往往连称，所以按照普及读物的需求，将它们分为两部分合写。于是在编排上，此书共十章，没有采取同时代叙述法，而是“前五章讲希腊，后五章讲罗马，合成一本小书”。但吴先生一开始就强调，这并不等于说，“希腊的奴隶社会先已崩亡了，然后才又兴起罗马的奴隶社会”。其实，希腊城邦起源和罗马建城的大体时间都是公元前8世纪，“青年读者不要从这种叙述的次第而产生错觉”。又如，在“明暗”上，吴先生力求“叙述要明确而不繁琐，分析要简当而不空疏”。在一百余页的篇幅内，要编排上迄爱琴文明、下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约三千年的历史，没有取舍是不可能的。吴先生将历史叙事的重点放在爱琴文明的考古发掘、荷马时代、雅典、斯巴达、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远征和罗马国家的形成、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演变、罗马和平、罗马帝国的衰亡等12个古希腊、罗马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这样的布局仍符合国内初学者的需求，足见文思匠心。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兼采西方学界的前沿成果。在1950年代，吴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和吸收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之中，如史学专业论文《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1956年）、《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1957年）、《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1957年）和这本普及性著作《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吴先生数次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而在其余几篇史学论文中，他更是大量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学者的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他日益善于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同时，吴先生视野开阔，择善而从，积极追踪西方古史学者的前沿研究。例如，他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克里特、迈锡尼、泰林斯的考古发掘过程，并且已了解“迈锡尼所使用的文字是希腊语”等当时最新的发现。这些都使他能够更全面地看待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

    第三，极为优美的叙述进一步提升了中文读者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认知。陈衡哲的《西洋史》已采用平易的白话文，文笔晓畅，有时直抒己见，富有情感。而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则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文思更趋细密。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当代读者翻阅此书时仍能感受到吴先生文字的美感、灵动和机敏。例如：

    我们假定在一个晴和的季节到达克诺索斯宫，年代可以是公元前16至前15世纪中的任何一年。整个王宫依山而建，从宫门远眺，可以看到山野间一片油碧的橄榄林。进了宫门，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甬道，甬道的尽头，是一片很开阔的庭院。四周宫室围抱，层次相连，有数不清的门户和数不清的阶梯。在希腊传说中，有一个南海米诺斯王“迷宫”的故事。克诺索斯的第二宫正是这样一所使人扑朔迷离的宫殿……

    从公元前5世纪起，雅典就已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商港……商港中帆樯林立，往来于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各处的商船云集于此。岸上有各种建筑物，如商品陈列所、货仓、粮仓、银钱兑换所以及商店等等。全港居民稠密，有很多的外籍商人和奴隶，在市场上可以听到不同种族的语言。从克里特灭亡以后，爱琴海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繁荣的城市……

    到了408年……西哥特人的声势更壮了，大军围住罗马城。城里的贵族奴隶主被迫求和，但是正像一个内心怯弱而又狡诈的懦夫，他们还强作壮语来讨价还价。他们鼓起气来说，在迫不得已中的罗马人将会殊死奋战的。可是，罗马的统治阶级还有什么更迫不得已的时候呢？ ……对于这些，阿拉里克是一目了然的……他对和使的壮语报之一笑，回答说：“好吧，麦秸子越密，割起来越容易！”无计可售的贵族奴隶主，连大拇指也不敢竖一个，付出大量的金银财物作为解围的赂金。

    这样的片段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中俯拾皆是。吴先生的史才为中国史学家书写具有中国气派的古希腊、罗马史树立了标杆。

    ❸

    一种态度：中国人如何认识外国历史

    今年距《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第一版出版已有66年，距吴于廑先生仙逝也整整30年了。中国人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对古希腊罗马史的认知，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是改革开放引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所带来的必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吴先生联合周谷城先生和林志纯先生，大力呼吁填补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影响尤为深远。1985年，三位先生在《世界历史》上撰文，共同倡导要从原始古典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入手，对包括爱琴文明和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在内的世界古文明进行科学研究，并培养以攻读古代文字为基础的青年学者。此后，我国的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代表性著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回顾我国历代学者对于古希腊、罗马史的认识与研究过程，也可以从一个层面印证这一论断。我们既不能再以中国为世界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而轻视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也不能缺乏辨别能力、照抄照搬，误入这些或那些“中心论”的窠臼，而是应学习和继承吴先生研究古希腊、罗马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眼光，进一步加强对人类各时代、各地区文明成果的学习与借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离不开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这种理性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或许是笔者今天重读《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后最大的收获吧。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吴于廑先生《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读书会参与同学的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