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王建辉
黄嗣著《中国出版家·夏瑞芳》、范军、曾建辉著《中国出版家·周振甫》是“中国出版家丛书”里新出的两种。新书甫经到手，我即感觉出这两本书有着相似的分量。一是传主的特别之处。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是他引入商务的；周是民国最后一代编辑家，又是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二是写作的开创性。这两部书，应该是两位传主的第一部正式传记，写起来很难，尤其是夏的资料更少见。
《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是黄嗣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者在多个出版岗位工作过，对于出版有切身的体会与全面的认知，人到中年，厚积薄发，使第一部书的出手起点不低。读这样一本有分量的书，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夏瑞芳是不是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学界有人喜欢用这样的字眼，这样可以突出研究者所选课题的研究价值。但我以为，不能说夏是一位失踪者，因为凡是熟悉商务印书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早年的近代文化名家也有好几位，如蔡元培、蒋维乔等都为夏作过传记，且当今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几种纪念集里都有夏的传记资料。本书作者也引用了有关学者的这个词，但并没有沿着这样的路子去标榜。因此本书的价值不是打捞所谓“失踪者”，而是实事求是地遍寻史料、综合爬梳，全面展现一位杰出的近代出版人物。
怎样写好夏瑞芳这个人物，我感觉作者抓住并抓对了这样几点：一是创业者夏瑞芳。创业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夏的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创业特点，作者扣住了这个特点。晚清的上海为夏瑞芳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舞台，而夏瑞芳教会学校出身的经历，又使他能捕捉到那个时代的需求。创业者是夏瑞芳的第一个身份，用作者的话说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抓住了“创业”两个字，这就比仅仅将夏定位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具有更广泛和深厚的意义。而且创业是早期商务人的共识，商务元老高翰卿就写有《本馆创业史》。商务老人陈叔通曾有赞语曰“夏办商务有雄心”，这雄心在早期正是创业的雄心。二是商务早期史。夏瑞芳是商务早期的标志，本书作者明白“夏瑞芳的个人传记，实际上就是一部商务印书馆早年的发展史”，故而做到了在商务印书馆早期历史的叙写中勾勒夏瑞芳的人生和出版生涯，如夏与早期教科书开发、日本商人的合资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的关系，夏作为创办者有过的失策等（如橡胶危机），这样既可说清楚夏瑞芳在商务早期发展史上的作用，也可说清夏与有商务灵魂之称的张元济的关系。作者这样写道：在商务早期发展中，“众多优秀出版物的推出，主要仰仗于张元济；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高效的运营与管理，夏瑞芳是主导者”。这个结论无比正确。如此视角的考察，也可弥补夏瑞芳研究史料不足之憾。三是夏瑞芳时代及其遗产。夏从1897年创办商务印书馆到1914年身亡，主持商务达十七年。对这十七年的概括，作者用了一个词即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时代”，这样的概括准确得体。作者用了相当篇幅来叙说这十七年夏给商务打下的烙印与留下的遗产。我欣赏作者在最后一章对夏瑞芳时代遗产八个方面的概括，也赞赏作者用一句话的总括：根已深，叶必茂。
本书的最大价值，是给后来者研究商务这位重要人物做了最初的集成，或者说是拼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物形象。因为是拼图，也就略有不足，本书的一手资料嫌少。虽然其他方面的资料汇集甚夥，还是要想方设法扩大与夏瑞芳直接相关的资料来源。这不容易，也要下更大的功夫。但我相信，黄嗣有这个功力。
再说《中国出版家·周振甫》。范军是一位老手，有多种著作行世。我对于范著的欣赏，在于作者利用他本身做过期刊主编、出版社社长又是大学教授的优势，加深了对周振甫这一典型人物的理解，发掘出其特有的价值，并恰当地把握了四个方面。
其一，对于周振甫的定位很准确。周是一个很特别的典型，不仅在这套出版家丛书中很特别，扩大开来，就是在共和国的编辑出版界也很特别。作者对周的定位有三个方面：学者型编辑的一代典范；共和国编辑界的大国工匠；文史普及的文化大家。由于主题的关系，作者着重在前两个方面下笔，功夫老到。
其二，构建了一个编辑巨匠的养成史。作者着力揭示一代名编的养成，最早的经历大有助益。周振甫年青时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未待毕业就进入开明书店作校对，时在1932年。国学专修虽未毕业，但却打下了他最初的文史底子。进入开明后，他从最基本的做起，经受了严格的训练，一入行就是做《辞通》《二十五史》及其《补编》，再及《人名索引》，更是大项目的锤炼。作者正确地指出，开明风、开明书、开明人对于周振甫具有很大的型塑作用。从1932年进入开明，经历了十几年编辑生涯，到40年代后半，周振甫完成了从校对员到成熟编辑乃至名编的历程。我对作者有关《春秋史》（童书业著）的编辑与作者书信往还的叙写，以及完成上司交给的钱锺书《谈艺录》的编辑工作的述说，饶有兴味。后者在学界与编辑界广为知晓，前者却知者无多。作者正确地指出，这样两部书的编辑，是周振甫由名不见经传的校对员转变为开明书店名牌编辑的标志。我想这样的经历以及大社与重点项目的锤炼，对于今天的编辑成长是富有启发性的。
其三，揭示成为编辑名家的原因。作者指出，周振甫有两支笔，一支是编辑之笔，审稿改稿所用，另一支是学问之笔，写专家文章。这两支笔的交叉，就是文史。作者反复通过这样的语句，如扎实的学问功力与丰富的编辑经验合二为一，学者的精深严谨和编辑的专业视角，着意探讨周振甫成为编辑大家的内在理路。作者引用了周振甫本人的一句话：“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这是一代名编的自我体认。作者也写了两个事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番道理，编辑已故学者叶瑛的《文史通义注》以及钱锺书《管锥编》。周与钱的故事广为人知，这里略过。在讲述了周与叶瑛的这一故事之后，作者写道：“周振甫在其中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编辑的职业精神、职业态度，更是一个优秀学者的浓厚素养和扎实功力。他这里所做的既有编辑应做的工作，也有超出职责范围的无私奉献。”诚哉斯论。但能有超出职责范围的无私奉献，必得有深厚的学术底子做基础才行啊。
其四，晚年的辉煌。画家晚年有辉煌，如齐白石的长寿使他的画艺更上层楼。编辑则很难得有晚年的辉煌。由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周振甫在65岁本该退休的年龄，由中国最好的出版机构之一的中华书局延揽入局，搭建了一个更好更大更高的编辑平台，让他创造了晚年的辉煌，比如编辑钱锺书的《管锥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完成的。作者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合适的人到了合适的位置，才能一展长才。晚年周振甫正是这样的，65岁入局，到78岁从书局正式退休（1975－1989）这十几年正是新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周振甫晚逢其盛，是个人之幸。
当然还要指出的是，作者不仅叙事，而且做到了在叙事中写人，尽可能让我们了解一个有品质有情感的编辑名家。“博学、严谨、正在、谦和、自律、勤俭，这些周振甫拥有的美德一直与他相伴。”叙事与写人结合，难能可贵。对于范著，我略觉不过瘾的也有一点，周振甫是当代编辑名家，虽然文献可能成就这部作品，倘能增加更多的口述史的内容，也就是增加活史料的采访和运用，则可能更为完美，须知这也是以后人来研究周振甫不可及的优势。
对于这两位传主，由于曾经的职业与研究的关系，我并不陌生。但仍然要感谢两位作者给我提供再次学习的机会，让这两位出版巨匠在我这里相遇。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