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随的文献大部分都是佚名的”——《巴西小史》译后

    ■褚孝睿

    如今谈到历史，往往难以避免步入特定的叙事框架，或是落入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盖棺论定”不仅构成了一些中国传统历史文本的诉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众多巴西史书的终极目标。然而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们似乎意识到历史正渐渐被话语遮蔽，其“真相”亦随之失落于民族想象与宏大叙事的缝隙之间。“金砖成员”与贫民窟、桑巴和保守主义、经济奇迹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些词语似乎如罗兰·巴特所挑明的那般，遵循社会与文化的谱系，将巴西包围在一个个封闭的“神话”中。那么，是否存在另一条读史的途径，一种更为质朴的史观？ 在《巴西小史》的两位作者看来，这意味着打破边缘与主流群体的对立，以平等的态度研读来源各异的历史文献——航海日志、旅行记录、政府报告、庄园主总结的农业技巧、某次叛乱中张贴于教堂门前的檄文，等等——对国王的公函和士兵的日记着以相同的笔墨，将论断历史的工作搁置一旁。

    本书作者玛丽·德尔·普里奥里是一名多产的历史学家，曾出版超过50本学术著作与普及性读物。其研究涉猎广泛，近几年的作品中既有针对民众文化变迁的，也有专注于特定历史人物的，同时不乏对巴西文化特定层面的关注。相比之下，另一位作者雷纳托·平托·韦南西奥的研究方向更为专一，曾先后研究巴西弃童史与米纳斯吉拉斯本地的奴隶史。二人合著的《巴西小史》结合了双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为读者呈现了巴西历史上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

    本书虽名“小史”或者说“短史”，其内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却并不简单。这一文本涵盖了从发现巴西到卢拉上台为止超过500年的历史，插入了众多历史文献，并采用了一种中国读者可能并不熟悉的书写方式。在这样一部“小史”中，宏大的历史主题和历史动机不再担当推动时间前进的引擎，“进步”或“发展”的历史观念不止一次受到质疑，书中展现的巴西社会时而重蹈历史的覆辙，时而自相矛盾，部分加速发展，部分停滞不前，一些看似更为先进的社会思潮，却具有着腐朽且陈旧的内核。可以说，《巴西小史》的重心放在呈现而非总结历史上的巴西社会，书中的众生百态再现了巴西社会面对历史发展的困惑与挣扎。一如两位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目的并非向巴西读者呈现巴西民族的某种趋势，而是侧重于向他们阐明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背景，为他们提供回到过去、体验历史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将拨开当代语境下形成的诸多成见，在历史事件语境中亲身面对著名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溯其根源，这是历史学研究内部“文化转向”的结果。在20世纪后半叶，“文化转向”或者说“语言学转向”逐渐颠覆了社会科学研究在西方人文领域的主导地位。伴随着对经典社会史学的反思与总结，新文化史学兴起。如果说社会史是从历史中思考社会结构与权力的经济或地理基础，那么新文化史便注重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与意识碎片。贵族、社会精英或伟人的言谈不再拥有特殊的价值，历史也不再是少数人意志的结果。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尤其注重展现以往定义下普通卑微的百姓生活，关注他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巴西小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书中展现的巴西历史甚至带有些许人类学色彩，试图描述普罗大众而非总结宏观社会结构，贵如葡萄牙宰相庞巴尔侯爵，贱如殖民时期的赶畜人，双方都能在书中找到一席之地。正如普里奥里在一次采访中所言：“我追随的文献与档案大部分都是佚名的。而这正是我喜欢聆听并讲述的声音。”

    总之，《巴西小史》是对多方面史料的一部综述，与其说为我们提供答案，不如说呈现了更多的问题。作者尽管在全书末尾留下了一篇短短的“小结”，为读者指明了一些写作的意图，却在事实上将问题抛给了读者：三个重要历史时刻对巴西历史发展的意义如何？ 巴西在哪一刻真正成为了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 等等。对此，巴西著名现代作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多少也秉持着相同的态度，他曾在信中如此评价他为巴西创造的民族英雄：

    马库那伊马不是巴西人的象征，也算不上夏洛克之于贪婪意义上的象征。马库那伊马为他自己而活，他的特点正是没有特点。

    其评论也适用于“巴西”一词（“brasil”本意为一种木材）之于巴西人的意义，又或者说，这就是巴西本身，她为了自己而活，是一个充满了疑问、暧昧与不确定性的国家，是一连串杂糅且无方向的历史碎片，至于其最终拼凑出的图案，还须交由读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