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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
早在1926年1月，徐蔚南翻译的莫泊桑长篇小说《一生》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书首有沈雁冰序。
关于茅盾为《一生》作序事，贾植芳等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曾提及（仅仅一句话）：“《一生》序（沈雁冰作于1925年7月15日上海）”。（贾植芳等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人文社和黄山书社两个版本的《茅盾全集》以及《茅盾序跋集》都没有收入此序，其他场合也鲜有人提及，直到2017年12月，李今主编，罗文军、樊宇婷编注的《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27》第一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此文才重见天日。但至今仍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
在2017年之前的90年里，此序为何会成为佚文？ 这可能是因为徐蔚南这个译本再版时再也没有收入此序，而再版本更名为《她的一生》，比《一生》印刷得更多，影响也更大。早在1930年3月3日至1930年12月31日期间，徐就把书名改为《她的一生》，在《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上连载。连载甫一结束，1931年5月，《她的一生》就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没有序跋甚至没有目录。据说，《她的一生》此后多次重版。1946年12月，由世界书局重印《她的一生》时，徐自己写了简洁精悍的《弁言》，其中说：“莫泊桑长篇小说，余独爱其《她的一生》……余之中译本已重版多次，幸蒙读者爱好，始终不衰。”直到2012年，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还曾重印此版。
那么，《她的一生》为何没有收入茅盾此序？
可能是因为译者或出版社认为此序有问题。
的确，此序不太符合通常的序言的体例和要求。
比如，通常的序言都不会长篇大论，似乎越精短越好；而茅盾此序长达41页。
再如，通常的序言都会谈论作者和作品；而茅盾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却只是“替本书做个提要”。从第四页到第四十页，基本上都是小说的故事提要。他之所以把提要写得这么长，是因为这个提要类似于梗概，甚至有些地方类似于复述，比如关于新婚之夜女主人公若纳——茅盾称她为“女英雄”，是对同一个外文词“heroine”的误译——的动作、情态和心理，茅盾用小说家而不是评论家的笔法，做了生动而具体的描述。1925年茅盾自己尚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却时不时在评论性文章中融合“小说家言”。
还如——也许更加严重的是：通常的序言都会肯定甚至颂赞作者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而茅盾在序言的开头就说《一生》的“差”：“在一般批评家的意见，‘Une Vie’并不比莫氏以后的著作——如‘Pierre et Jean’（1888）；‘Notre Coeur’（1890）等等较弱，可是征之于当时——也可说以后——的口碑，则‘Une Vie’的声名似乎比‘Pierre et Jean’等二书差得多，和颠倒一时的‘Bel-Ami’（1885）更不能比拟了。”此处，“Une Vie”“Pierre et Jean”“Notre Coeur”和“Bel-Ami”分别是《一生》《皮埃尔和让》（或译为《两兄弟》）《我们的心》和《漂亮朋友》（或译为《俊友》）的法文原名，后三部作品被公认为是莫泊桑的名作或杰作，尤其是《漂亮朋友》一出版就“颠倒一时”——轰动一时，大量读者为之倾倒。相比之下，《一生》的确稍逊一筹。茅盾说的是实话也是公论。事实上，茅盾整个序采取的是先抑后扬的章法，最后把《一生》中女主人公（也即作者莫泊桑）所总结的人生教训抬得极高。他写道：“我深信若纳小姐所受到的生活的教训对于现代青年是一课极好的教科书。”他不仅维护了莫泊桑和《一生》的声誉，而且不忘首肯徐蔚南的翻译工作的价值：“我们应该感谢徐蔚南先生介绍这部有价值的人生经验录给我们初入世的人做参考。”但是，序言第一页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生》并非多么优秀。由于茅盾用了反驳法和比较法，他给读者的这个印象恐怕太深，以至于过了四十页之后，他自己想要反转或者说加倍揄扬原作和译作，收效甚微。茅盾序言劈头盖脸给了《一生》这款图书产品一个差评，肯定会影响书贾的销售，这会使他们有所忌惮。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让徐蔚南有理由不开心的原因，即茅盾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或思路写。此序是徐请茅盾做的。在序的最后部分，茅盾交代说：“蔚南先生要我为本书做一篇序，言莫氏平生并论自然主义文学之优劣。”徐希望茅盾在序里重点谈的是莫泊桑的生平和自然主义文学的优劣。
介绍作者是许多文学名著译本序尤其是译者序的写作通例。徐作为译者未能免俗，茅盾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序言一开头不是泛泛而谈作者生平，而是直接谈作品，而且谈了作品的“不甚高明”。
茅盾为何没有在序言中按照徐的要求或者循例介绍“莫氏平生”呢？ 笔者以为，那可能是因为茅盾觉得没有必要。莫泊桑的作品早在1904年就已开始传入中国，“五四”时期就涌现不少译本，胡适、鲁迅、周作人包括茅盾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早就对莫泊桑的生平做了许多介绍。茅盾何必在这个序中炒冷饭呢？
茅盾为何没有在序言中“论自然主义文学之优劣”呢？
“五四”前后，茅盾曾积极介绍和鼓吹自然主义，其文学批评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参见张冠华：《已识庐山真面目——关于茅盾早期所倡导的是否自然主义的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不过，茅盾并不崇尚乃至迷信自然主义，而是对自然主义有褒有贬（参见（日）高田昭二：《茅盾和自然主义》，见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第59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也许，正是因此，深知茅盾思想的徐蔚南才要他在序言中“论自然主义文学之优劣”。而茅盾之所以没有领命照做，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在之前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谈论过这个话题了。其更重要的原因是：就在茅盾写这个序言不久前，他对自然主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25年5月10日、5月17日、5月31日、10月24日，他分别在《文学周报》第172期、173期、175期、196期发表了长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他激赏俄苏的无产阶级文学，以至于“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此时，茅盾的兴奋点或者关注点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范畴中的自然主义，而是无产阶级文学，所以他可能不愿意再对前者置喙。
《她的一生》之所以没有沿用《一生》的茅盾序言，可能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与茅盾没有多少关系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一生》是所谓的错版书，即上面有排印的错误，而且问题就出在序言部分。比如，第28页和29页是衔接不上的。第28页是这样结束的：“随即往日的幻梦来了，与他一块儿乘着老头儿拉史的格的船的一次游散，他们俩的。”29页是这样开头的：“外国种子，他的时间一部分是用在和农夫谈论的”。衔接部分的“他们俩的外国种子”显得非常突兀，与前后句的内容似乎都没有什么关联。再如，第32和33页也衔接不上。第32页是这样结束的：“终于揭开了一页普通的笺纸，是一张请吃饭的帖子，但是字迹和那种信上的是相同。”第33页是这样开头的：“爵的信札，当伊已做了他的未婚妻时，以及别的书信。”这两页之间至少缺漏了几个字——可能是“的，都是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排现象，或许是因为当年出版此书的时间有点太短，排版、审校各个环节都仓促行事而导致错误。茅盾此序完成于7月，假如出版工作从这个时间开始，到1月此书问世，才半年时间，可见欲速则不善也。现在我们既找不到茅盾此序的原稿来比对，也找不到当年他与徐蔚南之间的通信以了解他们俩对排版错误的沟通情况和看法。我想，他们俩至少是不满意的。茅盾也许还对徐蔚南本人表达过不高兴的情绪吧。以至于徐后来不好意思再使用乃至提及茅盾的这个序。1931年5月28日，《时事新报》刊登了《她的一生》的广告，其中有这样一句：“有人说：她的一生对于现代青年是一种极好的教科书，洵是确论。”这基本上是茅盾序言最后一段中的那句话的翻版。但广告词的撰写者却似乎有意在避开提到茅盾的名字。
这份广告词的撰写者应该是徐蔚南本人。其后半段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亦认为此书是莫泊桑全部作品中唯一的长篇杰作；誉为嚣俄Les Miserables之后，最好的法国小说。至于书中描写的深刻，结构的谨严，早为一般小说家奉为模范的了。”其中“嚣俄”为“雨果”之旧译，“Les Miserables”即《悲惨世界》。这段文字的内容和风格跟上面所说徐蔚南自己写的《弁言》相当接近。《弁言》的核心内容是这几句：“莫泊桑长篇小说，余独爱其《她的一生》，其结构之谨严，描写之细致，实已足引人入胜，令人倾倒，何况其内涵之哲学，更为深刻！ 全书结尾一语：‘人生并不如想像那么好，也不如想像那么坏’，今已成为格言。托尔斯泰尝读此书，亦为心折，备加赞美，良有以也。”无论是广告词还是《弁言》，徐蔚南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手段礼赞了《她的一生》。直接的内容是他自己的概括，间接的则引自托尔斯泰。徐蔚南预期的效果大概是：用这个《她的一生》的弁言把《一生》从茅盾的序言或者说贬言中解放出来，恢复名誉，赢得重视。
徐蔚南所引全书结尾一语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是茅盾在序言一头一尾所反复讨论的。茅盾这个序，如果去掉超长（并不冗长）的“提要”，只留下前4页和最后一页即第41页，那么就是一个行文简洁而思想集中的良序。在这五页里茅盾集中讨论了人生观问题。在序言开头对《一生》发表微词之后，茅盾马上讨论了莫泊桑晚年的人生观，即“对于人生的观察常常是悲观的”，并且说莫泊桑这种悲观主义的起因是“健康失调”。茅盾转而指出《一生》是个例外，因为女主角在积了三十年的经验之后，得出的人生感受总结是悲喜参半，即人生既好又坏，而且好坏相互转化，所谓否极泰来或乐极生悲者也。茅盾联系到现实，评判了这两种人生观的不同功能：“太偏的悲观会引懦怯善良的人们到消极悲观、枭狠奸姦的人们到肆无忌惮。”而悲喜交集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生活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能够让我们坚信“将来是光明的，胜利是我们的”，从而能鼓舞我们在充满了荆棘的人生之路上披荆斩棘。
有意思的是：茅盾在这个写于1925年的序言中一再谈论了他后来作品中重要的幻灭主题。在超短的篇幅里，他生动勾勒了一般青年一再地由幻想到幻灭到再度燃起希望的心理过程：“空想的感情的意志脆弱的青年，每每善于幻想将来的幸福”；“但是到他一离开幻想的世界，‘现实的惨酷的鞭子’第一次打到他的背上，于是，七宝庄严的空中楼阁坍塌了，光明美丽的大道立时生满了荆棘了，总之，一切幻想的美境都消灭了”；“但是人类又是‘希望的动物’……希望的幻美之光复又生出新勇气新理想。”“新理想在他心窝里渐渐生长，渐渐形成，但终于突来了现实的袭击，新理想又倒坏了。这是第二次幻灭的悲哀！”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茅盾思想中的幻灭主题首先表现于1927年9月在《小说月报》开始连载的他的第一篇小说《幻灭》，而且他们普遍把幻灭主题归因于革命青年对大革命失败的痛苦回应。邵伯周对此的分析和评判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蚀》三部曲的背景是1926年底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普遍流露出消沉乃至绝望的情绪。茅盾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看见了许多人对革命从期盼到幻灭的心理变化；他自己思想上也受到了冲击，承认当时自己“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参见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笔者以为，是两年前写的这个小说《一生》的序言开启了小说《幻灭》的幻灭主题的先声。那时大革命尚未失败，蒋介石集团尚未叛变革命甚至尚未开始北伐呢。茅盾的幻灭意识的根源在于《一生》或者说茅盾对《一生》的阅读经验，大革命失败经验只不过加强了或者说压实了这种意识。
《幻灭》描绘的是小资产阶级女性典型静女士的悲剧。她对残酷复杂的现实尤其是革命斗争毫无思想准备，而是抱着美好单纯的幻想参加了革命，因而多次遭遇精神世界的幻灭。
论者普遍认为，静女士的原型是“大革命”前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有人还深入茅盾夫妇工作和生活的现实进行挖掘，说“五卅运动”前后，作者的夫人孔德沚女士从事妇女运动。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女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常常到茅盾家里来，给了他写作的素材。而且在大革命时期，作者在武汉又遇到了多位这种类型的女性。似乎静女士这个人物形象完全取决于中国的现实。
笔者以为，《一生》的女主人公若纳的形象也是静女士的原型之一。两人都出生于优渥的家庭，都天真善良温柔文弱，都耽于幻想，都比较情绪化，心境甚至念头都容易受到外界哪怕是琐屑现象的影响。茅盾序中所勾勒的幻灭心路来自莫泊桑对若纳的人生的设计和描写。正如徐蔚南在那份广告词中所说的：“《她的一生》是写一个女子，自十七岁起，直至有了孙子为止，三十年中所遭遇的悲喜哀乐——从希望而至希望，从期待而至幻灭，一一写来，写得波澜重叠，淋漓尽致。”而茅盾的那个勾勒与他后来对静女士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心路历程的概括何其相似乃尔：“主人公静女士当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子，理智上是向光明，‘要革命的’，但感情上则每遇顿挫便灰心；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后感到寂寞便又要寻求光明，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后感到寂寞便又要寻求光明，然后又幻灭；她是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幻灭。”（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见钟桂松编：《茅盾全集》第十九卷，黄山书社，2012年）而且，静女士幻灭的原因不完全在于客观外在世界的糟糕，也在于她主观内在心理的过敏。正如若纳的幻灭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她自己的思想或感受造就的。比如，新婚之夜她没有从云雨中得到多少快感，在她丈夫酣然入睡之后，她突然“失望到灵魂深处；以前梦想的沉醉相差到如此，亲爱的期待已破灭了，幸福已戳穿了”。（茅盾：《一生》序）这种幻灭情绪的产生与其说来自他人，不如说来自她自身。再如，若纳刚开始得知丈夫出轨时，因为幻灭而想去跳崖自尽。这种幻灭情绪与其说来自外界的逼迫，不如说来自她自己的脆弱。
综上所论述，笔者之所以认为茅盾为《一生》所写的这个序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更是因为它预示着茅盾后来的思想发展倾向和小说人物塑造。
（樊东伟、吴跃进两位先生对本文写作帮助颇大，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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