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文献图景的多层次呈现

    我们从事某一时段古代文学的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这一时段的文学有哪些作家作品，其成就地位如何，原始文献存世情况怎样，其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何；后世尤其是当代，有哪些相关研究，成就如何，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值得研究与关注的领域，等等。如果这某一时段是中古文学的话，那么刘跃进先生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上乘之选。

    《中古文学文献学》初版于1997年底。此后的25年间，中古文学研究领域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迭出，尤其这一阶段是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新材料如域外汉籍与出土文献大量涌现，新技术与新方法如古籍数据库建设与现代数字化技术手段广泛应用，海外汉学也成就斐然。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情况，又费数年之功，充分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努力反映最新的研究状况，提供进一步的研究依据，完成了本书增订版的撰写，这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第一，增订版《中古文学文献学》资料翔实完备，全面网罗中古文学的原始文献与相关史料以及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该书共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为“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列举、考证、论述了所有重要的中古文学原典及相关材料的原始文献，包括总集、别集、小说、文论、正史、别史等，一书在手，便可“按图索骥”，综观中古文学的发展及其存世文献状况，可作为研究中古文学的逻辑起点与重要参考。

    对于现当代中古文学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作者引述了中外539位学者的相关论著，很多学者的论著又不止一种，如引逯钦立《汉诗别录》等12种，清水凯夫《〈文选〉和〈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等18种。在这些论著中，很多是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傅刚《〈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2018年）、戴燕《〈洛神赋〉九章》（2021年）等，作者皆予以充分关注。

    较之初版的31万字，增订版增加到近66万字，篇幅扩大了一倍多。字数的变化与内容的丰富只是表象，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学术史研究及其观念的发展。如初版中《文选》与《玉台新咏》原为一章，增订版分两章，都有较大的增补。十六国北魏至隋代的诗文研究文献（中编第三章），原来有一万多字，现在扩展到十万字。

    第二，本书对中古文人与文学文献的观照显示了作者宏通的文学史观。在本书所论列的中古文人中，多有各种文学史著作中较少甚至丝毫不予论及的一些人物，如西晋王赞、南朝宋王微、齐虞羲、梁周弘正、北齐张雕、北周唐瑾，以及隋杨暕、崔赜等。我们永远不可能揭示文学史的原貌，但要想尽可能接近它，就不能忽略这些文人，他们也不应该被今天的文学史埋没。

    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多重视东晋南朝文学，而对十六国北朝文学的研究则相对沉寂，尤其缺乏系统性的研讨。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四十年来取得极大改观，以曹道衡先生的拓荒与耕耘为代表，北方文学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拓展。本书作者长期跟随曹先生学习和工作，对北方文学的价值和影响也有非常深刻、通达的认识，这也反映到本书当中。如本书特别论述了鸠摩罗什的文化意义。鸠摩罗什兼通梵汉，在长安从事讲经与传译，成就卓绝。在讲经传道的同时，鸠摩罗什也向弟子传授印度标准的诗歌理论。谢灵运曾从鸠摩罗什四大弟子之一的慧叡问学，《高僧传·慧叡传》载谢灵运咨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同著《十四音训叙》，实为鸠摩罗什的再传弟子。通过这样的梳理，本书启发我们去思考，包括佛经、印度诗歌理论在内的印度文化对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文学思想，对于南朝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要知道沈约正是在《宋书·谢灵运传》阐述他的声律理论的。

    第三，在对文献的梳理中，本书很好地处理了论述对象的逻辑层次，做到了突出重点，关注热点，兼顾诸说，评论公允。如《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这样重要的文学总集或文学理论著作，本书都辟专章予以研讨，而对曹植、陆机、陶渊明、庾信等重要作家，也用较为充分的篇幅加以评述。我们以《文选》为例进行说明。“文选学”向为显学，牵涉极多，而不了解“文选学”，很难真正把握中古文学。本书对“文选学”及其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的梳理，如《文选》的编者与成书问题、文体分类、诸家注释、版本、文选学史与要籍解题，包括历代《文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皆条列明晰，各有品评，有理有据。读者可以此为线索，迅速把握古今“文选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重点，进入研究前沿，拓展研究空间。

    本书对中古文学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如“苏李诗”的辨伪与作年、《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的创作时间问题、《兰亭集序》的相关论争、《陶渊明集》的版本与诸多研究热点、声病说与永明体等。对于这类问题，作者博采众说并予以评骘，多所折衷而又常有己意，且多有宏通、深入之判断，结论公允。如关于声病说与永明体的一系列问题，作者广采中外诸家之说，详加梳理与辨析，使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学术史脉络有一个明晰的把握。又如对宫体诗兴起的背景、形成时间、内涵与外延、影响与评价等问题，本书的讨论也十分深入和系统，尤其是推断佛教思想与文化与宫体诗创作应当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极具启发性。

    “中古文学文献学”这一选题非常平实，但越是平实的题目，写起来就越难。因为这其中包含的都是专门之学，没有精深的研究、广博的视野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很难做出真正文献学意义上的梳理。不过本书作者就是中古文学文献学领域的专家，对很多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与论著。从此书初版到现在的增订版，他还出版了《玉台新咏研究》《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合著）《文选旧注辑存》等著作，主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更有数量可观的专题论文。这些研究其实都与本书互为因果，如在本书初版撰写过程中，作者发现《玉台新咏》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成为《玉台新咏研究》一书的撰写契机，而《玉台新咏研究》的完成自然也有助于本书增订版的修订工作。因此本书对《玉台新咏》成书的考证极为通达，对其极为复杂的版本系统的梳理十分明晰。在学术史的大视野下，作者往往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多所勾连，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思考。阅读本书，读者会发现作为文献学著作，本书却并不是知识和学术的拼盘，而是以立体的结构，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中古文学文献图景，极见功力与水平，可谓广博与专精统一的精彩范例。

    文献学既是一门学科，自成体系，同时不夸张地说，也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刘跃进先生的《中古文学文献学》，寻根振叶，索源观澜，既可据以纵览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掌握基础文献与古今学者的研究状况，尤其是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又可学习其中揭示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思想，可以说既教人以知识，又示人以津梁。《礼记·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似可概括《中古文学文献学》一书的学术理路，而笃行则是刘跃进先生学术研究实践的生动写照。在学术研究上，“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李世民《帝范》）是很重要的道理，向最优秀的学者学习，学习最上乘的著述，是追赶乃至超越前人的首要条件。而刘跃进先生和他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显然就是这样的学者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