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清华学风·中华经典

    ■胡可先

    四月十日，收到了中华书局寄来的《傅璇琮文集》24册，皇皇巨著，非常震撼！ 傅先生文集的绝大部分内容，我之前都学习过，拜读过。今将以前拜读的体会和近些天阅读的思考，凝聚成“浙东学术·清华学风·中华经典”三点讲述。

    浙东学术

    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以宁波为核心的浙东，产生了刘宗周、黄宗羲、章学诚等一批学术大师和代表人物，是浙东学派的核心地。傅先生的学术著作中，贯穿了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

    傅先生治学的特点是以史治文，文史结合，其主要精神与章学诚提倡的“学究于史”“学贵专精”息息相通。傅先生说：“我们研究文史，不管是文学史，或哲学史、史学史，其治学结构，或云治学格局，一为史观，二为史料；史观是主体指导，史料是客观基础，二者不能缺一。对史料的认识、掌握和利用，实际上还可以是对史观的推动与整合。”（《唐代翰林学士传》盛中唐卷第3页）他的著作之于史，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以传记为主体的作家生活史。比如《唐代诗人丛考》，通过作家生活史的勾勒，表现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唐代翰林学士传》，通过传记的形式，表现唐代文人的生活状态。《唐才子传校笺》，是唐代作家生活史的全方位梳理，是对诗人的传记资料从史源学的角度进行的集成性研究。《李德裕年谱》，致力于作家生活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围绕着李德裕展开了中晚唐历史与文学的画图，牵涉到党争影响下各种人物的活动。二是以编年为主体的文学编年史。代表作是《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利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编年史书的成功体例，移置于文学史的撰写，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编纂简单的叙述模式，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三是以文化为主体的科举文学史。代表作是《唐代科举与文学》，从唐代科举的角度切入，研究一般士人的出身与心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唐代的文学生活，从而给人以方法论的启示。

    傅先生专精于唐代文史，但并不限于唐代文史，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都能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的学术研究，能够做到“澄其源而清其流”。所谓“澄其源”，就是探寻治学问题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清其流”，就是把由原始材料生发的种种解释、议论、记载，按照事物的本身发展加以清理。傅先生研究某个作家和某一专题，都能从原始资料入手，对于文献资料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这在上一世纪电脑没有普及之前，都是需要手工操作的方式去搜集的，是一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傅先生在专精基础上追求博通，以历史的整体观贯穿其撰写的著作和治学的历程。专精与博通，既呈现出“浙东贵专家”的精神，又融合了“浙西尚博雅”的特点。

    傅先生还为宁波地方文史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主编了《宁波通史》，开创了城市通史的先例，揭示了宁波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历史时段的演变轨迹和发展特点，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品。

    清华学风

    傅先生与清华大学渊源最深，可谓始于清华，终于清华，他的著述，体现了清华学风。他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是始于清华；他晚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这是终于清华。傅先生撰写过《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和《清华学风应作进一步具体探索》，是对清华精神和学风的总结。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聘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开启了清华学风。傅先生曾说：“清华的这一学风，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学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这已是我国现代学术思想上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江湖诗派研究序》）四大导师对于傅先生都有影响，而以陈寅恪对傅先生影响最大。

    傅先生的学术著作，最大的特点是诗文证史和诗史互证，这是对陈寅恪治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傅先生对陈寅恪极为推尊，他说：“陈寅恪有一种本领，他能够利用并不很多的常见材料，或者就用前人提供的线索，然后如禅宗那样地直指本性，一下子把具体材料提到历史发展普遍性的高度。他的这种提高或引申，当然并不都很准确，但你在沿着他的思路探寻时，拨开史料的丛林，穿过弯曲的溪流，你好像忽然来到一个山口，面对眼前展现的一片平芜，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美感。他的著作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傅先生先后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唐才子传校笺》《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著作,是从陈寅恪诗文证史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启发，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个性和学术理性。傅先生说：“陈寅恪难于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或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术上的一种‘理性’，这就是经过他的引证和考析，各个看来零散的部分综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达到一种完全崭新的整体的认识。”（《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傅先生正是这样从诗文证史、诗史互证，上升到学术“理性”，并开展文学的社会文化学研究的。但傅先生与陈寅恪的学术指向并不相同，陈寅恪是以文治史，傅璇琮是以史治文，二者都达到了学术的极境。

    中华经典

    “中华经典”我要分三个层面来谈。一是《傅璇琮文集》24卷，由中华书局印行的经典学术著作。傅先生生前的著作，也有多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的著作，一版再版，促进了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风，已经成为中华书局出版著作中的经典著作。

    二是傅先生堪称集编辑和学者于一身典范人物。作为编辑，他在中华书局，从编辑到副总编辑再到总编辑，引领了中国出版行业的方向。他团结了一批学有成就的同辈学者，约请他们撰写并帮助他们出版学术著作，为古籍整理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学者，他不仅撰写了众多的学术著作，而且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达十六年，以其在唐代文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人格感召力和性格亲和力，使得众多的学者凝聚在其周围，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三是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与整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唐才子传校笺》等书，都成为国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傅璇琮文集》中的24本著作，是经典的研究，也是研究的经典。没有收入文集的古籍整理的著作，在古籍整理领域，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占有很高地位。如主编的《全宋诗》，是继《全唐诗》后汇集两宋三百年间诗歌作品的巨著，其数量是《全唐诗》的十倍，也代表着《全唐诗》以后二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古籍整理成果。再如合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由初版到增订本，精益求精，成为“唐人选唐诗”的定本，对于研究唐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