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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六十，我感觉有必要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做一阶段性盘点。因身负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像胡适刊发《四十自述》那样去撰写一部自传性的回忆录，于是冒出了整理“为学三书”的想法，即将现有的随感杂文、书评综述、序跋文字汇编整理，辑成三书：《学人的境界》《学缘与书缘》《海外访学录》。
《学人的境界》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此书受到了读书界的关注。我有了继续做下去的勇气，于是接着又编辑了这本小书。旧文新编，内中有些篇什年代久远，编为文存，聊备存证，纯为自己把玩而已。
本书文字按内容类别分为五卷。卷一“学林春秋”收入求学经历与怀念师友之类的回忆性文字。在我的求学道路上，曾先后受业于一些名师，如林增平、邓广铭、刘桂生等先生，得到他们的栽培和指点，这些文字真实地展现了我与他们相交的经历，也反映了我与他们相处时的亲身感受。卷二“名家学衡”辑存我曾经研究过近代名家，如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短篇论文、小传、学术综述和随感。卷三“湘学寻踪”收录我捧读四位近代湖湘名宿魏源、谭嗣同、范源廉、杨昌济或他们的全集后留下的文字。卷四“岳麓书缘”记述了我与岳麓书社的一段交往，收入名人妙语系列胡适、鲁迅、李敖、柏杨诸书的序文。我与李敖、柏杨先生在台北曾几度谋面，如今他俩已经故去，收存这些文字算是对俩人的一个纪念。卷五“胡适丛谈”汇集自编各种胡适专题文集的序文及杂谈之类的文字。附录部分则保存了1990年代以来与“胡适研究”有关的几次重要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从这些综述可以看出“胡适学”进展的一个侧影。
在我过去的六十年生涯中，就地域关系而言颇为简单，前三十年在湖南，后三十年在北京。我出生长沙，籍贯耒阳，童年时期与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样，随父母奔波于长沙、耒阳、衡阳、绥宁、邵阳等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父母被分隔两地，父亲下放绥宁三年（1969—1972年），我与哥哥随父下放到绥宁县武阳公社，体验了湘西南雪峰山下偏远农村的下层生活。很多人回忆起“文革”时期下放干部的劳动生活，都会常带苦涩的意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记忆最深的却是武阳那美丽如画的山水、当地农民淳朴勤勉的品性，童年的故事虽然艰难、遥远而悠扬，但长存于心。林彪摔死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广大下放干部被“解放”出来，父亲调回邵阳地委，我与哥哥又随父亲进城来到邵阳，在此度过了整整七年（1972—1978年），念完了小学最后两年半和中学四年半的课程。在这期间我曾进入邵阳市业余体校田径班，接受了近五年的“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变迁都是随父亲及家庭的升降沉浮而异动。1978年通过高考我进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才又回到了自己生命的原点——省城长沙。这是自我选择的起点，自感是生命史上的第一次起飞。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在这个钱锺书先生称之为“三闾大学”（按：湖南师范学院的前身为国立师范学院，抗战时期钱锺书与他父亲钱基博曾在此校任教。1984年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完成了本科、硕士学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在职博士研究生。1978—1992年这十五年是自己学业积累的最重要时期。前三十年除了高考幸运地中彩以外，虽然没有大进，但却与时俱进，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向前迈进，一步一个台阶，向上登攀。湖湘大地留下了我长途跋涉的不倦身影！
1993年5月底，我只身北上，来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这是生命旅程中的又一次飞跃。两年后出站，留在北大任教，从此长居京城。从1993年成为中国历史学第一位博士后，到1999年晋升北大教授，再到2019年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晃又是三十年，我与北大一起成长！ 这三十年依循工作岗位的要求平稳发展，心无旁骛，扎扎实实地做成了京西中关村的一个“村民”。
我的生命旅程在同龄人中多少有些特别。之所以这样说，既与那些单纯浸泡在城市文明生活的都市型知识分子不同，又与出身农村、后来经过各种途径进入城市，有着农村、城市两栖生活经历的转换型学人有别，我经历了中国不同层级的生活。从繁华的省城下沉到偏远的农村，又从最底层农村——耒阳公平圩、绥宁武阳，到县城绥宁、地级城市邵阳，再到省会长沙，最后到首都北京，我看到了、也体验了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层级的地方生活，对1970、1980年代省、地、县各级行政运作有着比较直观的接触，这是父亲带给我的一笔精神遗产。这种生活经历使我对环境变化养成了一种随机应变、随遇而安的天然适应能力，能上能下，任何时刻都能积极地应对自己的处境。加上在大学、研究生期间身边同学来自工、农、兵、学、干不同阶层，这些“无字之书”更是让我倍增见闻，获取了许多不易在书本上见到的知识。进京以后，我多次到访港、台地区，出访欧美、亚洲各国，广结善缘，结识了不少海内外学界朋友。阅历是财富，丰富的阅历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的社会阅历虽说不上丰富，但确是见多识广。在我有限接触的圈子里，这样的经历比我年长者中不乏有之，但在同龄人或年轻人中确属鲜见。由于时过境迁，这样的经历再也不可复制，它对自己了解国情、认识社会、研究历史自然有极大助益。
从1977年开始自觉地追求学业，开启自我成长的征程，迄今已有四十五载。从时间上来说，它并不算短。但自我测算，成果有限，颇感惭愧。自己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精研过严复、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名师案例，相比起前辈，常有高山仰止之叹。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新时期的这四十余年中国的基本取向是改革、开放，比起前几代人各方面的条件来，应该说要好得多，自我经营的空间也要大得多。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的路程，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但我们个体实际取得的成就总感觉是屈指可数，这样断言对自己并非苛求。究其原因，可能还是缺乏德国人所说的那种“彻底的精神”，或者说追求极致的专精。专业主义也许会局限你的选择，但会引导你走向深入。真正富有价值且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还是那些达到极致境界的精品之作。
我的专业是历史研究。前一周在出席一位朋友的新书《向历史借智慧》的发布会上，我感慨地说：
历史是一部大书，读懂它并非易事。《向历史借智慧》提出三原则：只有读真实的历史才能使人明智，只有读全面的历史才能使人明智，只有用思辨的方法读史才能使人明智。这是作者读史的经验之谈。事实上，获取真实的历史、全面的历史谈何容易！ 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与主观书写的历史之间总是存有差异，从客体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体，反复体察，你才可能悟出其中的奥秘。
向历史借智慧，需要联系我们自己的境遇想象历史。对过往的历史要存敬畏感，要有同情心，要下判断力。只有联系现实问题的读史才能产生机敏的灵感；只有怀抱悲天悯人的慈爱才会对历史具有深透的理解；只有富有力感的读史才能产生冲破时空阻碍的穿透力；只有进入历史低谷的深邃的洞察力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只有“不役于物，不蔽于欲”的读史才会产生超越功利之上的大智慧。历史是一座宝藏，从历史掘取智慧，需要我们付出探索的勇气、无畏的精神，在过往、现实、未来三维时空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这是我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真切感受，也是我想与热爱历史的人们分享的些微心得。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上帝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即使能健康地活到90岁，也只剩下30年了，生命的旅程已经走过三分之二。如果再遇到像这三年疫情之类的天灾人祸或不测之变故，出现非正常的生命异动，那就更是令人扼腕和遗憾的事了！ 珍惜当下，好好活着！ 这是大多数经过疫难后的人发出的心声！ 大家不再像新冠疫情以前那样斤斤计较，对人为的内耗也不再感兴趣。我们的余生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挑战！ 这不是对未来的悲观，而是我们当下和将来都要承受的现实!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又一度春风拂面，春天重回神州大地！ 去年严冬爆发的那波疫情已被春风吹拂而散，人们带着新冠感染初愈后的身体重新上路，开启疫后新的生活模式。我由衷地祝福亲爱的祖国度过疫灾后早日恢复正常，以昂扬向上的生机，走上新的健康发展之路！ 祈愿人类排除干扰，理性处理好各种争端和新的危机，重建世界和平秩序！ 愿我们共同拥有美好、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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