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初创期的先生们

    ■岳洪治

    在2019年3月20日举行的《新文学史料》（下称《史料》）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年过八旬的舒济先生在回顾《史料》走过的道路时，曾无限感慨地说：“《史料》创刊的时候，编辑部有七八个人，现在只剩下我和小岳了。”这里提到的小岳，就是不才。

    1978年夏天，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担任“五四”文学组助理编辑和《史料》业务秘书的时候，《史料》还在筹备创刊阶段。编辑部设在人文社前楼四层，靠近大楼中间，朝南的一个大房间里。一墙之隔，东邻古典部主任办公室，西邻外文部的大房间。左右芳邻各有千秋，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和外国文学知识，解决稿件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提供了许多方便。正如舒济在纪念会上所说，《史料》编辑部全体人员，连我只有八位。其中，方殷、向云休、杨立平几位，都是返聘回来的老同志。当时，《史料》正处在紧张的“待产”阶段，而“五四”作家的书，也还是要按计划出版，大家的工作都很繁忙。

    然而，《史料》编辑部是温暖而明亮的，办公室里的气氛温馨而和谐。房间里，西头南窗下，侧对房门，面壁而坐的，是身材高大魁梧的牛汉老师。坐在房门口，北墙下，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的中年人，是“五四”组组长李启伦。李老师曾长期担任人文社校对科的科长，有他在，《史料》的编校质量就有了保障。坐在牛汉和李启伦两人中间，腰杆笔直，颇具学者风度的长者，是方殷先生。方老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共青团和“左联”，历任《少年先锋》等刊物的编辑、《金陵日报》特约记者、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师、延安鲁艺音乐系学员、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诗歌组组长等职务，是“五四”组和《史料》编辑部里最年长、资格最老的一位。

    坐在房间东头南窗下的向云休先生，194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向先生为人高洁傲岸，淡泊宁静，是一位严于律己而真诚待人的长者。1981年年初，牛汉老师把责编大型套书《中国现代散文选》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我进编辑部时间不长，从未面对过这样卷帙浩繁的编辑工作。正当我不知该从哪里下口的时候，向先生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多次带我到她在小方家胡同1号的家里，认真仔细地帮我谋划了总计三百多万字、上千篇现代散文作品的编排和分卷问题。后来，在审稿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常向她请教。在向先生耐心细致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这套七卷本《中国现代散文选》的编辑和出版任务。向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愿她在天国安息。

    与向先生对面而坐的，是留着一头短发、戴一副近视镜的杨立平先生。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她的丈夫，也是第一本《鲁迅传》的作者王士菁先生一起，随鲁迅著作编刊社，从上海来人文社工作的。杨立平先生学养深厚，待人亲切热情，对我的帮助也很多。坐在李启伦先生身后的，是《史料》编辑部负责人黄沫先生（牛汉当时还没平反，没有行政职务）。当时《史料》创刊在即，黄沫先生从早到晚，总在那里忙碌着。他是一位少言寡语、待人和气的长者。和我前后脚进入“五四”组的，是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老师。舒老师讲话，有颇浓的老北京味，待人和善而随和。她的座位在房间南墙下的正中间，大家出来进去，常会和她打个招呼。我是编辑部里唯一一个小字辈儿，进组之后，就在房间最东头，向、杨两位女先生和黄沫先生办公桌的中间，加了一张小桌。——我在人文社30余年的编辑生涯，就是从这间温暖明亮的办公室，和这张其貌不扬的小桌开始的。

    初进编辑部，牛汉老师拿给我几本“五四”作家作品集。他让我先看一遍，然后各写一篇包含分析和评论的读后感。而今还记得的作品有：叶紫的《雾夜紫灯》、王统照的《山雨》等长篇小说，还有艾青、戴望舒、徐志摩的诗集等。1979年10月，第四届文代会召开的时候，牛汉老师又给了我这个锻炼的机会，让我作为《史料》记者参会，为《史料》组稿。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并采访了巴金、曹禺、陈敬容等老作家，并为《史料》组到几篇名家文稿。

    “五四”组阶段（1978年夏—1979年冬）的《史料》编辑部，只有八个人，既要编刊物，又要编图书。然而，人手少，任务重，对我这个初入行的小青年来说，却不是什么坏事。我虽然只是个助理编辑和业务秘书，却也有机会外出组稿，做稿件的初审，乃至担任书稿的责编。我曾跟随牛汉老师到东四八条，拜访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并为《史料》组稿。到南小街路东一座小院里，拜访夏衍先生那回，虽然没组到《史料》的稿件，却顺利地拿到了两卷本《夏衍选集》的出版合同。

    1979年9月，牛汉老师恢复了党籍。“五四”组便与鲁迅著作编辑室合并，组成现代文学编辑室，牛汉任现编室主任、《史料》主编。从此，我们“五四”组人员就搬到后楼，和原鲁编室的同志一起办公了。后三楼共有七间半（用木板在楼道里隔出半间）南北向的小房间。人多挤不开，就在二楼又开了一个房间，作为《史料》的办公室，由李启伦与新调入的黄汶坐镇。《史料》编辑部人员，除了李、黄和我之外，又增加了从社外调入的郑延顺（郑伯奇先生之子）、从本社小说北组调入的张木兰（许觉民先生的夫人）和刚毕业的研究生陆文倩等。

    编辑部搬到后楼不久，方殷、向云休、杨立平几位先生就陆续离开了。其余人员，还是既编刊物又编书。这种“混编”的状况，大约直到1988年牛汉离休、《史料》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之后，才告结束。到后楼以后，我曾跟随牛汉老师多次外出，为《史料》组稿。我们曾拜访过曹靖华先生、郭小川夫人杜惠老师；在广州，曾在《随笔》主编黄伟经先生陪同下，几次看望住在医院的老作家黄秋耘前辈；在上海，我们拜访了赵家璧、施蛰存、丁景唐等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出版家和研究者。我独自外出组稿的时候也很不少。记忆中，我拜访过的作者有罗念生、卞之琳、艾青等前辈，以及梁实秋先生的长女梁文茜老师等。在这期间，我还责编了七卷本套书《中国现代散文选》，以及《夏衍选集》《徐志摩选集》《许杰短篇小说选集》，策划、编选了《中国现代散文选萃》、戴望舒诗选本《我的恋人》、徐志摩诗选本《爱的灵感》等图书。

    1988年年初，牛汉老师离休。原鲁迅著作编辑室编辑陈早春先生，接任现编室主任。早春主任把全编辑室的二十余人，分成为“全集文集组”“作家作品组”和《史料》编辑部等三个部分。同时，就把“作家作品组”组长的差事，交给了我。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心，就转到了现代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方面，直到2009年退休。

    转眼之间，《史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回想起刊物初创期编辑部的人与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像发生在昨日一样新鲜而亮丽。我永远忘不了，和《史料》一起走过的那些美好的青春岁月，永远怀念牛汉老师，和扶助我成长、引导我前行的编辑部的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