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北京：“另一种现代性的隐喻”

    “公园在今天是每一个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城市公共空间，但一个多世纪前，它却是全新的舶来品。”“北京的公园脱胎自前朝胜景，其风景情致都是中式的，但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林峥在《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的开篇如此写道。北京的公园很多诞生于传统与未来、新与旧激荡的民国时期，回望这些公园诞生之初的情形，或为我们探究中国新文化、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城市现代化打开了一扇窗。而这正是林峥在《公园北京》一书中所做的。

    作为一个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读者而言，书中涉及的公园太过于熟悉：仅就四季景致来看，到北海公园看柳观荷、往中山公园赏名兰和郁金香，几乎是北京人内化于心的“常识”。然而，通过阅读文学故实来回溯北京几座公园百年前的形象，则另有一番趣味——彼时的公园，不单是游人如织的历史名园或休闲娱乐场所，还是一种与社会现代性、多元文化空间形成进程相伴的景观，“另一种现代性的隐喻”。

    作者分别以个案形式，探究当年公园社会文化的意义：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开启了清代皇家园林坛庙开放的先声，在满足国人视觉猎奇的同时，孕育了晚清士大夫的休闲模式；中央公园（中山公园）的茶座，今雨轩、长明轩和春明馆等，是知识名流和京派文学团体以文会友的重要公共领域；北海公园——“新青年的美育乌托邦”，坐落于此的松坡书院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对新文学新青年的成长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而陶然亭（诗歌中或名江亭／黑窑台），则逐渐从文人雅集之所幻化为政党与社团的基地——其中高石（高君宇、石评梅）之墓，更被逐渐塑造为纪念革命与恋爱的标志性景观。此外，代表南城平民休闲娱乐的，是以香厂、先农坛、天桥、厂甸为核心的商业娱乐区，其中城南游艺园与“新世界”更成为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新式场所，与通俗文化和社会新闻的流行相互影响。

    书里说相对于到北海去，朱光潜更喜欢后门大街；原因是“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一件的漂亮衣，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朱光潜《后门大街》）这便很好理解，为何风景如画的北海，与当年韵味十足的“新女性”形象之间经常联系起来，成为现代小说、诗歌和时报摄影中的经典组合——逛公园分等级，在当年国人心中如明镜一般。《啼笑姻缘》里，樊家树与不同女性会面时会选择不同的地点（与沈凤喜见于先农坛，与何丽娜看电影和北海泛舟，与关秀姑则是逛什刹海），足见描写风物的写实一面。

    而公园的开放，说到底与民国培育公共文化空间和社会美育理念息息相关。1914年，京都市政所开启一系列公共工程，陆续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以方便内城交通；而社稷坛的位置恰好位于内城主干道的交汇之处，经一系列改造于1915年1月正式开放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作者从公园现代化的景观设施和时人记述中，指出这里变成民国公民自由出入、休闲娱乐的场所，“其强烈的政治寓意不言而喻，被视为民国精神的体现”。（97页）

    而考察当时知识分子依托中央公园茶座促成文学作品与文艺“座谈”，则是此部分的重点：除了提及人们熟悉的《小约翰》的翻译与《啼笑姻缘》的创作契机，鲁迅、胡适等名士在此会友、论文议政，还特别关注了“文学研究会”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与新文学青年、读者之间的互动。以萧乾为例，他就是投稿出身的文艺青年，由《大公报》提携，受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赏识，逐渐进入京派文人圈。继而接任《大公报·小公园》副刊主编，延续着以茶座座谈培育新文学——提拔青年新秀的传统。萧乾曾说，《小公园》是为造就“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自己的园地”，并注重引导和培养新人。他为《小公园》筹备三个特栏，其中“读者与编者”模拟公园茶座交流，采取对话形式发表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来信，并引导新青年的写作方向和接受更开放的文学审美标准。据王西彦回忆，他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129页）

    事实上，中央公园所建立的文化社交空间和现代性隐喻，更为复杂深远：就“稷园”观展来看，1914-1949年间园内举办各类画展将近1500场，地点以水榭居多；赵元任、杨步伟不办婚礼，选择在公园格言亭照相；而“保卫和平”坊的矗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以及1925年举行公祭中山先生等大事件，无疑透露出公园与革命精神和近代国家形象的丝丝联系。

    自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理念以来，社会教育（包含博物馆、剧院市政文化设施和城市美化）的功用就一贯得到他的重视——作者认为，1925年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代表性地诠释了蔡先生的美育理念，并体现了民国公园对教育（德智体）尤其是对美育功能的关注。（138页）

    公园与图书馆作为新兴事物互为支撑，共同推动社会教育、启发民智。诸如松坡图书馆，1923年在北海快雪堂成立，梁启超亲任馆长。而早在1916年，梁先生就论述过建立图书馆的必要性，使之“裨益公众之功用”、起到“学问普及之效”（梁启超《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让我国民与世界相见时不必汗颜。暑假前的“北海之游”对清华国学院学子意义特殊，不仅有张君劢等名师讲座授课，还传承着传统书院的精神，倡导人格的砥砺和相互感化：“北海的文化氛围与名师的言传身教、人格的耳濡目染相辅相成，于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着青年学子，从而形成对于现代学校教育的辅助与补充。”（145页）北伐胜利后，北海图书馆鼓励普通公众培养阅读的习惯，不收费用可随意阅览书籍，甚至能获赠公园门票一张。

    让我们再以沈从文这位从“乡下人”自修而成文学家为例，看看其成长与北海的关联：他早年初到北京时住在前门附近，方便逛到琉璃厂——那里大量的书画、古董、旧书等文物资源，无形是他“用眼所能所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沈从文《无从毕业的学校》），接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活生生的课堂。之后他搬到红楼沙滩附近的公寓，和大学生等新青年的交往密切起来，而前往京师图书馆（1928年改为北平图书馆）和松坡图书馆看书，也成为他的生活常态。甚至在结婚后，沈从文在家信中称周末携妻同往北平图书馆阅读，甚是享受。而其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自宽君”，爱好就是每日去北海，从琼岛、五龙亭，到静心斋、濠濮间，再绕回白塔，如此游览一圈，亦可见沈先生对北海公园的熟悉。

    而更具启发性的材料，是书中提到沈从文在1947-1948年间写的“北平通信”，似回应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之中的种种主张。作者指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以美育为指导思想，最为突出地表达了沈从文把北平整体构想为“公园”意象，畅想将北平的“市政机构全部重造”（179页）。而北海则是蓝图中最核心的地方——他想象面朝北海，建一座文化宿舍，宿舍前的草地上，有象征文学、音乐等艺术门类的青铜像群和华表柱；宿舍两侧，还有格局较小的房屋数间，供中国博物美术协会、故宫博物院专家助手居住。希望“所有建筑四周均有广阔整齐之草地与花木，一片草地接连一片草地，课堂宿舍，办公室，均分别置于花草间。草地上有无数适合身体舒适之新靠椅，学生多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181页）。如此浪漫大胆的想象，或在效仿西方“城市花园”与“大学城”的建构理念，而很有可能与好友梁思成的观念影响有关——否则，他怎么会设想让梁启超担任副市长呢？ 而梁先生在1949年提出的旧城改造方案，不就想把旧城当作公园、博物馆、庆典中心来保护，“选出历代最优美的许多建筑单位，把它们的周围留出空地，植树铺草，使成为许多的市内人民公园”（310页）么？

    本书作者林峥系文学研究出身，她对北京公园的研究主要从“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的角度切入，但北京公园蕴含的意义绝不仅此，我们期待林峥和其他的研究者进一步从政治史、文化史、城市史、社会史、美术史等视角开展多维考察，更充分地揭示北京公园这个题目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