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众长与史家独断

    刘知幾所作《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系统考察了先秦到唐前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对史学观念、史书编纂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总结，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然而，这样一部经典，却因为刘知幾坚持史学求真的本位，以史学标准对中世纪神坛之上的儒家经典发出“疑古”“惑经”的叛逆声音，而在问世以后长期隐而不彰，甚至朱熹都难得一见，“以未获见《史通》为恨”，直至明中期以后流传情况方有好转。史学近代转型以后，在近代史学的尺度中，《史通》的价值愈益彰显，吸引了诸如梁启超、朱希祖、傅振伦、吕思勉、剪伯赞、侯外庐、白寿彝等一众名家的目光。

    然而，《史通》问世后的坎坷经历，注定了后世所见《史通》不仅有诸多版本，而且各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缪，急需校勘整理工作。尽管清人浦起龙所作《史通通释》对前人训释成果已吸收良多，且颇为精审，却有轻易改动《史通》原文的弊病，且多有训释未达刘氏意旨处，乃至遭到李慈铭的嘲讽。有鉴于此，上世纪三十年代吕思勉作《史通评》，对《史通》逐篇评议阐发；建国后程千帆作《史通笺记》摘句选笺，以拾遗、订误、诠释意旨；张舜徽作《史通评议》评刘氏得失，辅以考据，对刘氏思想多有阐发。这些成果在推进刘知幾与《史通》研究的同时，也显示出学界急需一部兼收古人与今人成果的全面注本，这一任务正是张振珮先生于1985年率先完成的。

    张振珮先生（1911-1988），安徽滁州人，笔名晓容，晚号守拙斋主人。1930年考入安徽大学文学院，师从姚仲实、罗根泽、周予同等名家学者。1934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新疆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高校，兼西南民族研究会顾问，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张振珮先生服膺梁启超治史应从人物传记始的治学路径，21岁即出版《李义山评传》，后又陆续有《成吉思汗评传》《左宗棠》《张博望》等专著问世，因其治学严谨，考证详明而颇受学界推重。张先生以为治史者应精读《史通》，因此，教学之余研究《史通》逾三十年，晚年更是积6年之力终于完成《史通笺注》这部近70万字的苦心之作，于1985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甫一问世便广受学界好评，傅振伦评价其“集前人之大成”，程千帆也说“大著美富，搜采既富，断制亦严，流诵折服”，张舜徽认为“取材广博，考证精详，嘉惠来学，至无穷尽”。此次，该书收入“选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的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中再版，足见学界对该书的推重，该书亦得以借此机会再度完善。

    通读之下，可见张振珮先生不仅广泛吸收前人成果，有博采众长之功，更是处处浸透自己的研究心得，在笺注中完成了史家独断之学。

    古籍整理有赖于广泛搜罗不同版本，在对照比勘中择优而从。张先生以现存较为完善的《史通》祖本明代张之象刻本为底本，并参以蜀本一系的蜀本、陆本、鼎本等各种可用刻本，吸收浦起龙、纪昀、卢文弨、吕思勉、陈汉章、程千帆等古今名家的校勘成果，在此基础上细加比对，参以己意，最终成就眼前这本可靠的精校本。从全面占有资料以资考校的角度看，傅振伦评价“集前人之大成”实非过誉。作者对刘知幾与《史通》相关资料的整理搜集亦堪称齐全。书中，除笺注主体外，张先生特设五个附录，收录刘知幾唐史传记（并笺注）、学行编年表、现存文献辑录、著作存目以及《史通》现存各版本的序跋、目录书与各类史著中的相关评论，几乎将与刘氏及《史通》相关的原始资料网罗殆尽。故而，张三夕认为“仅仅就资料的准确而完备这一点言，笔者以为《笺注》可以取代目前流行的浦起龙《史通通释》”，诚哉斯言！

    该书笺注全面而可靠。首先，注释对象巨细无遗，举凡人名、书名、典故制度及重要字词等都纤悉必具，详述原委，且注释注意参照各家成果，断以己意。譬如《六家》篇有刘知幾讥讽王劭不顾世变，一味仿古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语。对此，浦氏未出注；陈汉章《史通补释》、程千帆《史通笺记》则引《尔雅·释兽·寓属》说明犬本作狗、虎之子为狗的说法，依此，则虎与犬为同类，带入语境显然已偏离刘知幾原意甚远。张先生则先引《后汉书·马援传》明其出处，又引《尔雅·释畜·狗属》中狗犬通名，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的解释，如此，则说明，除了虎之子为犬的说法外，另有虎犬异类的依据，而显然后者更符合《史通》原意。依此，则虎犬族类之异甚明，而刘知幾讽刺王劭只顾模仿《尚书》体例，最终却南辕北辙的文意始为畅通。由此例不仅可见张先生的笺注远较浦氏细密、全面，更可见他兼收前人注释，广征博引而有所订正。其次，资料不足征时，避免妄下判断，显示出严谨、审慎的态度。《品藻》篇刘知幾自注邓侯与三甥（骓生、聃甥、养甥）在班固《古今人表》中皆列第六等，但考今本《汉书》则前者在第六等，后者在第五等，然而，张先生并未据此简单认定刘知幾失误，而是在指出歧异的同时，审慎地推断“知幾所见《汉书》写本或与今本异”；又如《曲笔》篇知幾引《后汉书·更始传》载刘玄“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不同于今本的“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张先生亦认为知幾“当另有据”。正是在参校众本，博取前人注释成果的基础上，以严谨、审慎地态度参以己意，才使得该书的笺注全面、准确、可靠。

    张先生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笺注《史通》的，因此，在解题中，张先生不仅指明刘氏意旨，还每每给出精到的评论，这是《史通笺注》不同于其他笺注的亮点。首先，张先生注意从古代史学发展历程中审视刘知幾的影响。例如在《本纪》篇的解题中，他指出后世史书的本纪，几乎等同于国家大事目录，则无疑受到刘知幾认为纪如《春秋经》，只记天子一人大事的纪传关系观点的影响；再如《书志》篇，张先生指出刘知幾只是厌恶《五行志》牵强附会，并未主张将其删除，只是不应以事应对各类灾异穿凿附会，而《明史》与《清史稿》只记祥异，删去事应，显然实践了刘知幾的观点；又如刘知幾《叙事》篇提出史书叙事应以“简要”为主，张先生指出魏晋以降史文繁琐，至欧阳修《新唐书》以“事增文省”自矜，刘知幾在此进程中实有廓清之功。凡此，无一不是将刘知幾的影响落于史学发展的实际中，论从史出，彰彰可考。其次，将刘知幾的史学思想还原至历史原境，究明其成因。例如，在《世家》篇的解题中，张先生指出，司马迁将陈涉比之汤武，赞美他“发难”之功，而刘知幾则对此耿耿于怀，一再强调陈涉为群盗，这种前后变化是因为正统思想在秦汉时尚未形成，刘知幾则已不能脱于正统偏见，时势有所不同；又如，在《疑古》篇解题中，张先生指出刘知幾对《尚书》《春秋》所载历史之部分怀疑，亦非无源之水，而是有历史文献的依据，他举《韩非子·说疑》以及《论衡》的《艺增》《武成》诸篇，指明韩非、王充的见解实质上启迪了刘知幾。再次，从整体上把握刘知幾的史学思想。张先生认为由于刘知幾采用归纳法，所以各篇因依据材料不同，所以难免有矛盾抵牾之处，但《史通》整体上仍“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史学理论著作”，故而，不可纠缠于细枝末节而遗落大节。在《六家》篇解题中，张先生就指出了刘知幾史学思想的精髓，即史书“体式不同”是因为“时移世异”，史书体裁应适应时代进化的要求，“《史通》全书中，亦始终贯串类似进步之进化论思想，此正是读《史通》应掌握之一根红线”。。

    章学诚有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以此看，则张先生所作附录可谓史纂，正文的注释可约为史考，那么每篇置于篇首的解题则近于章氏口中“以议论言史”的史评，最能显示作为史家的张先生的独断之学。这样，通过将注释、传记、年表、文献汇编、题跋融汇、解题诸种治史方式融于一炉，张先生不仅填补了学界久阙《史通》今人全注本的空缺，博采前人之长，参互考校，有“考索之功”；更是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汇其中，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而成“独断之学”。该书今日再版，嘉慧学林，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