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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星
刘大鹏是清末民国时期山西省太原县乡绅，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卒于1942年。晚清时期，刘大鹏在1884年考中进士之后，屡次会试未中，但仍汲汲于科举功名，其间担任塾师，耕读为家。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刘大鹏历任太原县县里小学校长、县议会议长、山西省资政院议员等职，并兼营煤矿生意。其一生经历了公车上书、废科举、辛亥鼎革、北洋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等历史事件，其包括日记在内的众多著述则记录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近三十余年来，学界在关注刘大鹏的基础上不断扩展着史料，扩充着研究领域，产出了众多可观的研究成果。
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乔志强整理的刘大鹏遗著——《退想斋日记》。王汎森随即关注到《退想斋日记》的价值，并将之推荐给罗志田。罗志田于1994年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一文，从刘大鹏及其日记出发，认为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导致了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并由此加剧了社会混乱。1996年，罗志田继而在《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中，通过刘大鹏眼中所见的世界，指出近代中国各地的变迁是不同步的——比如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并强调学界在考察近代中国的“变”时，也要注意到其间的“不变”者。此后，经过行龙、茅海建、关晓红和沈艾媂（Henrietta Harrison）等学者的推动，学界的刘大鹏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可观的成果。
一、刘大鹏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士绅群体研究
根据学界对“士绅”概念的一般认知，“‘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刘大鹏曾考中举人，追求科举功名，以塾师的身份谋生，之后，还主持修缮晋祠，编写了《晋祠志》等地方志。在此意义上，学界认为刘大鹏是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并将刘大鹏作为士绅群体的个案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既刻画了刘大鹏个人的士绅生活，亦展现了近代士绅的群像。士绅群体研究是关于刘大鹏研究开展最早的领域。罗志田便把刘大鹏视作一个传统的士绅，并将其置于新旧中西交汇的近代社会变迁当中，试图以此来展现近代士绅群体乃至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
行龙和关晓红在罗志田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研究，细化了“士绅”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士绅”概念。2005年，行龙在《清史研究》上发表的《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一文，试图“勾画清末内地乡绅生活变迁的轨迹。”在此，行龙对刘大鹏做的界定是“内地乡绅”，特别指明“内地”一词，可见其已经认识到罗志田所谓的“中国社会实在是两个世界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文中强调了刘大鹏在废科举和民国建立之后，迫于生计，不得已亲自耕种并经营煤矿这一事实。就此，行龙发掘出了刘大鹏作为士绅却又过着“亦农亦商”的生活这一特殊性。这也便进一步论证了罗志田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
社会”解体的观点。同年，关晓红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文章借清末废科举之后，朱峙三投身革命、刘大鹏坚持奉清朝正朔，两者虽迈入殊途，最终却双双成为民国地方要员的案例，说明了清末士绅的裂变与重组。同时，作者对比了同时期位于九省通衢之地的武汉士绅朱峙三和内地太原士绅刘大鹏的日记，发现太原和武汉在当时分属“两个世界”，甚至两地士绅接收到新信息的速度也有极大差异。行龙和关晓红对罗志田观点的拓展，终使得学界以刘大鹏为中心的士绅群体研究初具规模。这些研究既梳理了清末民国时代变动下刘大鹏作为太原士绅的生活轨迹变迁，也关注到了近代中国士绅群体的分化与差异。
继行龙与关晓红之后，学界的士绅群体研究持续推进着。这主要体现为研究时段从以清末废科举为中心，延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其中，耿密的《辛亥鼎革后清末保守士人心态之比较——以〈恽毓鼎澄斋日记〉〈退想斋日记〉为中心》一文，“对恽毓鼎与刘大鹏两位清末保守士人的心态作比较分析”，讨论了居于上层的、处在城市的士绅恽毓鼎和居于下层的、处在乡村的士绅刘大鹏对辛亥革命所持的不同态度，力图说明士绅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其间居于上层和下层的士绅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耿文是对罗志田和关晓红的观点的扩展。而周山仁的《抗战时期乡村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民众国家认同——以〈退想斋日记〉〈郝星久日记〉为例》则将时间聚焦于抗战时期，并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固然是由上至下的国家制度构建，但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也尤为重要，否则‘国不知民，民不知国’，与传统制度何异”，说明以刘大鹏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在抗战变局之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加强。
（二）民间社会研究
刘大鹏的相关著述记录了丰富的民间社会生活，而刘大鹏作为地方知识精英，参与甚至主持了部分民间活动。劳作、祭祀和节庆构成传统民间社会的重要支点，这些支点又在近代中国新旧中西的交汇中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面相。刘大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则可以揭开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面纱，进而去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行龙首开以刘大鹏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研究之先河。2004年，行龙在“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中，依据刘大鹏所著的《晋祠志》和《晋水志》来阐释晋水流域的人口、生态、生产和传说等民间现象。次年，行龙又利用这批资料在《史林》发表《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一文，考察了晋水流域的水利祭祀现象。作者还将宗教活动这一民间社会活动与生态变化相联系，认为民国以来晋水流域大兴煤炭开发是晋水断流的重要原因。考虑到刘大鹏当时即为煤炭生意者，此间联系不可不察。
在此之后，学界继续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考察晋水流域的民
间社会。其中的主要成果是郝平的《嬗变与坚守：近代社会转型期晋中的民间宗教活动——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和苏泽龙的《灌溉与稻作：晋水流域民间文化信仰研究》。郝平认为清季民国以来，社会的转型并未带来当地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的质变，并以此来说明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稳固性。苏泽龙则利用刘大鹏所著的《晋祠志》《晋水志》和日记等资料，来说明晋水流域自然资源、农业劳作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指出“以晋水为主要灌溉水源的稻作生产，进一步阐释了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关系，而在晋水区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当地的自然资源还与文化信仰构成了一种平行的关系，并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
第二，研究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节庆活动。程浩芯论述了刘大鹏所代表的近代中国人的节日生活与时间体验。具体而论：刘大鹏是如何度过传统节日的？ 他对公历的推行以及公历新年又有何看法？ 他是如何在传统的干支年号纪年和公历年月日纪年之间转换的？ 他在节日当天又有何感受？ 等等。通过以上种种讨论，作者总结出刘大鹏置身于个人时间、群体时间和社会文化时间所构成的三重时间维度中。而在这三重时间之内，刘大鹏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个体感受与国家经历息息相通，个体记忆与民族记忆相连。刘大鹏在节日中的情感起伏，事实上暗合了近代中国国家命运的兴衰。
（三）其他研究
除上述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之外，还一些研究亦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第一，刘大鹏身份的多重性研究。2006年，英国学者沈艾悌出版了《梦醒子》（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一书。此书利用口述资料和刘大鹏的众多著述，还原了刘大鹏的生活轨迹和心态变化，是经典的微观史著作，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梦醒子》的各章标题分别为：“写作”“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沈氏此举意在说明刘大鹏的人生底色和道德追求与传统士绅相类似，但其角色却绝不局限于士绅一种。正因如此，副标题“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从未出现任何指代士绅的词语，而是采用了较为中性的“Man”。虽然当时国内的研究尚限于士绅群体，但已经有学者关注到了沈氏的用意。例如，罗衍军在是年书评中，明确指出“沈
艾娣并未将刘的身份固定化”。此后，赵研杰在导师罗志田的授意下，翻译了沈氏的《梦醒子》中译本，并于2013年出版。
第二，阅读史研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刘大鹏未曾荒废阅读。在《退想斋日记》中，刘大鹏记下了“五更睡醒，挑灯阅报”“鸡鸣而起，挑灯阅报”“五更梦醒，挑灯阅报”等勤学苦读的生活点滴，为学者研究知识分子的阅读史提供了史料。卞冬磊的《“现实主义的匮乏”：甲午前夕中国读书人的阅读生活》通过考察甲午前夕以孙宝瑄、皮锡瑞、刘大鹏和张棡为代表的中国读书人的阅读体验，认为甲午以前的近代中国没有发生思想转型的一个原因是读书人缺乏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卞冬磊更是指出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想象深刻体现在以刘大鹏为代表的读书人的读报体验中。
第三，灾害史研究。这是刘大鹏研究中的一个全新领域。“灾害”事实上包含了自然引发之“灾”以及“灾”给个人或者人类社会的危害两部分。行龙在《个体灾害史：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说起》一文中认为，“以灾为主体的灾害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淡化了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内容和面相”。所以，行龙梳理了刘大鹏所经历的鸦片泛滥之祸和1918年肺鼠疫，考察刘大鹏如何抨击鸦片泛滥的时弊并列出戒烟之方，通过刘大鹏之眼来观察鸦片如何使得乡邻家道中落、肺鼠疫如何夺取亲朋的生命，希望从“个体灾害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灾害史。
以上所列三类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扩展了刘大鹏研究，使得刘大鹏形象愈发具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立足于刘大鹏却不局限于刘大鹏个人，而是扩展到社会的变迁、民众观念和民间生活图景等方面，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
二、刘大鹏研究的
主要特点
在学界历经30余年的刘大鹏研究中，多个领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史料上，以刘大鹏的日记为主，并扩充到其他著述和口述史料。刘大鹏所著的《退想斋日记》是目前众多研究所依据的史料。《退想斋日记》的内容始于1891年，迄于1942年，共计200册，记录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刘大鹏个人的言行践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此外，刘大鹏的《乙未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记录了他进京赶考的点滴，其史料价值亦不菲。例如，茅海建在《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一文中，利用刘大鹏在1895年进京科考中所记的《乙未公车日记》，来论证其在《“公车上书”考证补》中谈及的“各省京官动员本省公车，都察院未拒上书”这一观点。这充分说明了刘大鹏日记的史料价值。学界充分重视了现已出版的《退想斋日记》，并据此产出了许多成果。但正如罗志田所言，印刷整理出版的《退想斋日记》在原始稿本的基础上做了削删，“略显歉意”。同时，就一般意义而
言，日记的原始稿本在表现形式和载体上会蕴藏更多的信息。
在地域上，以山西为中心，并向全国辐射。刘大鹏的活动范围即为山西省太原县，其作品的原始稿本也主要藏于山西省图书馆。这就使得山西的研究机构更易于发现和利用相关资料去做研究。进言之，《退想斋日记》等史料也是由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乔志强所发掘，而乔志强的弟子行龙等人也走上了刘大鹏研究的道路。但是，以山西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局限于山西一隅。事实上，刘大鹏研究始终是辐射全国的。罗志田、茅海建等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刘大鹏研究。
在时间上，每年持续产出成果，数量逐年上升，研究热点的出现与新史料的发现整理和社会热点相伴随。就本文所见，自2004年以来，每年均有相关刘大鹏研究的成果发表，且在数量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20世纪后十年学界开始出现关于刘大鹏研究的成果，这得益于《晋祠志》《退想斋日记》等史料的发现和出版。但1990年出版的《退想斋日记》仅发行1500册，在数量上明显与其的史料价值不相匹配。2020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退想斋日记》之后，学界广泛关注之，并在2020-2021年间出现了近10篇著作。这个数量对于内地的普通乡绅而言，无疑是丰厚的。社会热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大鹏研究的成果数量。例如，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朗诵了刘大鹏为晋祠作的楹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之后，学界对刘大鹏的《晋祠志》和《晋水志》的关注度加强。再如，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演员张国立与考古学家杭侃教授讲述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天龙山佛首回归祖国的故事之后不久，学界便开始关注刘大鹏是如何处置天龙山佛首被盗案件的。
三、刘大鹏研究的展望
基于目前刘大鹏研究的主要领域与特点，刘大鹏研究未来有如下值得展望之处。
第一，超越“士绅”概念。如前所述，学界对刘大鹏的关注发轫于士绅研究，而一些学者也在刘大鹏研究中用“乡绅”或“内地乡绅”等更为精确的概念去代替“士绅”概念。然而，刘大鹏究竟归属何种群体这一问题仍然具有讨论空间。首先，刘大鹏虽然有经营煤矿的经历，但他却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完全以此为生的“中等阶级”；其次，刘大鹏虽然有知识和民望，却未曾直接参与到政治运动中，不能算作陈旭麓所言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等“中等社会”群体；最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士绅阶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士绅’到‘乡绅’再到‘地方精英’的过程”。事实上，学界的刘大鹏研究也可以向“地方精英”研究转型。刘大鹏参加议会、经验商业、耕读为家，均说明其是以地方精英的身份存在着。所以，超越“士绅”概念，改以“地方精英”为突破口或可以作为未来刘大鹏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二，扩展研究史料。在史料的形式上，从印刷本扩展到原始稿本。
目前学界已经有一些依托《退想斋日记》原始稿本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说明原始稿本所蕴含的信息远比印刷本要丰富。谭徐锋在《史料细化与视野转换——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省思》一文中反思了当下学界对报刊史料的运用，认为报刊的排版、装帧和图像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对于《退想斋日记》等私人著述也同样适用。窃以为，学界多关注刘大鹏相关著述的原始稿本（包括了影印本、缩微胶片等），便有可能通过原始稿本的涂改、排版等揭示出更丰富的信息。在史料的内容上，发掘除《退想斋日记》《晋祠志》《晋水志》等之外的其他史料。例如，学界如果利用刘大鹏所著的《太原考》《太原县志》《倭夷猾夏纪略》等史料，则有可能发现更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抗日战争的细节。
第三，聚焦抗日战争。1937年11月，太原会战失败，太原沦陷。此后，刘大鹏便长期生活于侵华日军的统治之下，直到其1942年含着国仇家恨离世。在此情势之下，刘大鹏亲眼所见侵华日军的种种恶行，并饱尝山河破碎之苦。他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身份写道：“日军在村驻农民宅，将各家之木器捣毁为火，以造其饭。予之赁铺中桌椅板凳烧毁几尽，村丧失物件甚多”；当然，刘大鹏和当地民众满怀抗日必胜的信心，并对八路军的对日作战表示了肯定：“一闻红军打死日军，莫不欣喜，众口同音。谓日军将来必定死在中国，不得回其东洋也。”正如黄道炫在《倾听静默的声音》中所言，“如果更多把眼光聚焦于民众之中，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民众就有可能更多地浮出水面。他们是一群人，又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共同书写着抗战这部大的历史”。（黄道炫：《倾听静默的声音》，《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聚焦于以刘大鹏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在日军炮火下的生活状况与所思所想，将能丰富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
结 语
目前，学界的刘大鹏研究已经历时三十余年。在这些研究中，“士绅”概念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今后则需要超越“士绅”概念，进而关注“地方精英”概念。民间社会史、灾害史和阅读史等领域亦取得了众多成果，今后则可进一步关注抗日战争史。史料则需要从印刷文本向原始稿本扩展，探寻原始文献中隐藏的更多历史信息。概而言之，学界的刘大鹏研究在扩展史料与扩充领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今后更需要继续将其贯彻之。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而刘大鹏身上正体现着近代中国新旧中西种种因素的互相变奏，为观察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斗争提供了一个视角。所以，进一步推进刘大鹏研究，将使得刘大鹏的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相连接，丰富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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