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今天,我作为作者代表参加江苏人民出版社建社70周年座谈会,感觉非常荣幸,也有很多感触。10年前江苏人民社建社60周年活动我也参加了,想不到一晃就是10年。对一个人来说,从60岁到70岁会有很大变化,精力会慢慢减退,行动也日益缓慢;但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年岁越大,精力越充沛,积累越深厚,成果更丰硕,影响也越大!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十年来,又推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书,在国内甚至国外,都变得更成功、更为人所知了。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今天,出版社庆贺它的70周岁,即将进入第八个10年;我说,60年一甲子,第八个10年恰恰是迈向第二个“弱冠之年”,却又是步入“从心所欲”境界的时刻,在这既年轻又成熟的时刻,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定会做出更多的成绩,下一个70年必定更加辉煌!
回顾以往的学术经历,我是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成长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建社,我和它差不多同龄。到了三十而立之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正是在那时,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青春活力开始焕发,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盎然生气感染出版社,它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一批刚刚走进学术殿堂的青年学子,开始了彼此之间数十年的友谊。这以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忠实的读者和作者,在出版社的屋檐下不断成长,成长为今天的一批学者——真所谓“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之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进入成熟的发展时期,当初年轻的作者也正在成熟,跟随时代的步伐稳步前行,创作出成熟的学术成果。在“不惑”的10年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许多好书,开始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我和出版社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我们开始策划大部头的写作计划,当然,那是要有成本投入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出版社的出版方针非常明确: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这就给了我们“定心丸”,为作者扫除了“后顾之忧”。
进入21世纪,也就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时刻了。我的理解,“天命”就是“使命”,“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辱使命赋予的责任。江苏人民出版社在那10年推出了大量有影响的书,其中很多都是获奖作品。正是在那个10年,以及下一个10年,我最希望完成的学术工作逐一完成了,我把它们都交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原因是我们有牢固的信任关系,选题是我们共同制定的,出版方案早就确定了,我最欣赏的是,出版社言必行,行必果,从来不反悔。出版社对我的选题充分支持,一经确定,就穷追不舍,一定要把书做出来。在这里必须提到先后两位老社长,吴源社长和徐海社长,正是在他们全力以赴的支持下,这些选题一个一个落实下来,书出版了,并且得到社会好评,获得各类重大奖项,其中包括《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英国通史》(6卷)、《英帝国史》(8卷)等。我提出这些选题的时候是有所顾虑的,因为都是“大块头”,规模宏大,耗时长久,既要舍得花钱,又要耐心等待,但出版社每一届领导都支持做这样的书,他们考虑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希望做出来的书都是精品书,我在这方面的体会极为深刻,因此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向以往的几位社领导表达崇高敬意!《英国通史》是“大国通史丛书”系列中的一部,我当时提出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社领导的支持,其中包括后来出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的佘江涛先生的长期关照。“大国通史丛书”系列至今仍在陆续出版,从规划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所以作为作者代表,我今天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日本通史》《法国通史》《德国通史》等通史主编和作者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此要特别提到现任社长王保顶先生,我毕业的时候他刚到出版社工作,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合作,我写书,他编书,我这些书几乎都是他编辑的,我们也维持着几十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一朝一日的联系,而是几十年之功。几十年后,他从一个普通编辑成长为社长,领导一个著名的出版社;我也从初出茅庐的学生成长为学者。我们这种共同成长的经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作者和出版社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出版社就没有作者,没有作者当然也不会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