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伉俪傅汉思与张充和

    ■管宇

    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史中，海外汉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研究中国文学议题，很多也在大学任教，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张名片。汉学家之所以踏上汉学之路，从根本上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而其汉学生涯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得益于与中国学人的互动。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互动形态便是汉学伉俪，傅汉思与张充和便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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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汉思（Hans Fränkel, 1916-2003），德国出生的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古诗翻译与研究专家。张充和（1914-2015），“合肥四姐妹”之一，精通昆剧、书法和诗歌，享有“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美誉。二人相识于北平，1948年11月结为夫妻后，赴美安家，开启了互相扶持的汉学岁月。傅汉思的汉学生涯离不开贤内助张充和的襄助。他在张充和的影响下走上中国文学译研之路，并在她的协力下成长为汉学大家。

    张充和为傅汉思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耳濡目染的熏陶。昆曲方面，张充和的唱腔被汪曾祺形容为“水磨腔，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以比拟”；她在耶鲁创办“也庐曲会”，成为纽约“海外昆曲社”主创成员之一，并包办昆曲表演的服化道等事宜，在美国多所大学演出。书法方面，她以小楷见长，笔法疏朗清越、娴雅俏皮，被其老师沈尹默评作“明人学晋人之书”，并在耶鲁常年从事书法教学工作。诗歌方面，张充和的诗歌创作从1923年持续到1993年，共计191首。据曾跟她学诗的耶鲁教师苏炜评价，“张充和的诗词小令清新，流丽，一若朝露乍现、新泉出山，正如她的书法与昆曲，总带着一种脱俗出尘的清雅之气，在当代是自成一家的……她善于把日常生活入诗，并且以清浅文字写出蕴藉诗意的超凡本领。”张充和的国学功底极为深厚，当年因国文满分而数学零分被胡适破格录取到北大。移居美国后，她怀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喝茶临帖，唱曲吟诗，终生不辍，堪称“中国传统士文化遗存海外的一株梅花”。傅汉思本人将她称为“中华文明最美好精致部分的活生生的化身”。

    张充和全力支持傅汉思完成了由西学向汉学、由中国历史向中国文学的学术转型。1947年，傅汉思受胡适之邀到北大教授拉丁语、德语和西方文学，返美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中国中古史翻译、译作整理和教学工作。彼时，他的学术兴趣由历史转向文学，但由于在伯克利的身份是兼职，生活拮据，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张充和充分理解傅汉思的学术志向，对他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并凭借自己在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全职工作，支持他心无旁骛地完成了伯克利的中文博士课程。傅汉思在伯克利友人的宽容下免去课程修习，通过写作和发表获得学界认可，走过了十年筚路蓝缕的问学历程。《中国诗歌中的梅树》（The Plum in Chinese Poetry）便是他开始向中国文学译研转型的标志性作品。而自傅汉思于1959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的正式工作后，张充和才“退居幕后”。

    张充和的文艺事业直接影响了傅汉思翻译和研究的选材。上文提到，诗人是张充和的三大文化身份之一。她从小跟随祖母和私塾教师朱谟钦联对作诗，青年时代起一直与友人酬唱往还，用大量诗歌记录下了生活片段和心情点滴。傅汉思之所以将中国古诗作为学术重点，与其博士阶段对西方诗歌的关注不无关系。但毫无疑问，这一重点与张充和的诗人身份也密不可分。此外，傅汉思古诗译介的焦点题材——“梅”也与张充和的才情秉性有密切联系。傅汉思一生译介古诗数百首，其中“梅”出现频次最多：他在《中国诗歌中的梅树》中选译14首“梅花诗”，在《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The Plum and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1976）开篇对《梅花赋》进行了全译和评论，并在《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Bone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1985）中贡献了19首梅花诗词的全译。傅汉思夫妇生前好友孙康宜教授推测，《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的主标题和其开篇《梅花赋》暗藏了对傅汉思对张充和的隐喻。另一位友人倪密也认为，《梅花赋》中的片段让人联想到了“貌婉心娴”的张充和。张充和富有才情，恬淡自适，在海外默默坚持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恰似暄香远溢、凌寒静放的梅花。除此之外，傅汉思古诗译研的焦点体裁乐府诗也可能间接受到张充和昆曲事业的影响，因为二者同属口头传统。

    张充和为傅汉思的古诗译研事业提供了身体力行的辅助。她先后用以小楷为主的各种字体书法为傅汉思的10种著述撰写正文中的汉字、尾注、古诗原文、中文书名等。例如，她为《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撰写书名副标题，为《曹植诗15首：一种新方法的尝试》（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h: 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抄录诗篇原文和注释中的汉字。她还利用自身的国学优势，辅助傅汉思更好地理解艰涩的字句篇章。傅汉思曾在五种作品中对张充和的协助致以谢意。例如，他在《蔡琰和所谓由她创作的诗歌》（Cai Yan and the Poems Attributed to Her）题注中表示，“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得到了……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爱妻张充和提供的建设性批评和建议”。他在《汉魏乐府作为一种首要文学体裁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Han and Wei Yueh-fu as a High Literary Genre）的首句注释中指出，“爱妻张充和在我撰写和修订这篇论文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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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充和是傅汉思汉学事业的完美拍档。而反过来，傅汉思也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张充和的文艺事业中，为她在美国传播中国雅文化贡献力量。诗歌方面，张充和于1999年参与出版了其唯一一部原创诗歌自选集《桃花鱼：张充和诗选》（Peach Blossom Fish: Selected Poems Composed & Calligraphed by Chang Ch’ung-ho, 1999），全书精选了她曾创作的7首诗和11首词。成书过程中，由张充和撰写原诗的小楷书法，澄清每行诗句和每首诗的重要性，傅汉思担任翻译。所选篇目主要写就于张充和在西南后方抗战期间和在美国北港（North Haven）家居生活期间，是她对20世纪动荡时代的回应。傅汉思的译诗传神地再现了诗中的“梦”“漂浮”“放逐”等主题意象，成功地传达了原诗的烂漫风格和思乡意旨。该书设计考究，装帧精美，曾一度成为图书收藏界争抢的对象。孙康宜教授将其作为耶鲁《古代中国的女性文学》课堂的必读材料，与叶嘉莹并列放在“离散和移民女诗人”一节。

    昆剧方面，傅汉思曾跟随张充和学习唱曲，后因难度大而转向吹笛。据称，“傅汉思酷爱音乐，喜欢弹奏钢琴，擅长昆曲的张充和，能填词度曲，并用玉笛吹奏，夫妻曾有笛琴合奏，堪称中西联璧。”自1953至1986年，傅汉思协助张充和在全美22所大学公开表演昆剧近40场，承担科普昆剧艺术、解说剧情、翻译唱词、打鼓吹笛等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昆剧宣介材料——《昆剧》（The Kunqu Theatre）、《中国古典舞》（Chinese Classical Dance）以及昆曲唱词译文——《孽海记·思凡》（A Buddhist Nun Longing for the World）、《牡丹亭·游园》（A Stroll in the Garden）和《邯郸记·扫花》（Sweeping Flowers）。傅汉思善于从中西对比的视角下阐释昆剧艺术，以贴近源语诗学的翻译方式传达昆剧的唱词之美。二人在美的昆剧推广工作间接促成了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书法方面，傅汉思支持张充和在耶鲁大学的中国书法教学工作，与其合作翻译了中国经典书论《书谱》和《续书谱》，以《书谱两种》（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 1995）为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续书谱》是首次在西方世界得到译介。该书采用“译释结合”的深度翻译原则，向英语读者细致阐释了深奥的中国书法术语。引言部分在宣介书法艺术时的比较文化视角值得借鉴——它将书法与中世纪的欧洲抄本和伊斯兰民族的阿拉伯语书法对比，指出中国书法的字数之多以及字体差异之大。《书谱两种》成为了耶鲁乃至美国多所高校的书法教程，为中国书法艺术在美国的流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傅汉思与张充和以实际行动支持彼此的事业，共度了媲美赵明诚、李清照洋溢诗乐文化的美好时光。傅张二人像李约瑟和鲁桂珍、杨宪益和戴乃迭、康达维和张泰平等汉学伉俪一样，相互扶持，彼此成就，谱写了中国文化异域生辉的佳话，为当下加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带来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