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伤心”，小镇叙事还能怎么写

    曹寇的小说要阐明的，不是强压在从故乡出发，以书写的方式，重新置身于故乡。这种“故土”小说，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取向。除了城市文学和乡村文学两股潮流，有些作家选择了以“小镇”作为创作的题材，比如，颜歌和《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郑在欢和《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版后反响都不错。

    小镇叙事因为特定空间及其指向的社会阶层而具有特殊性。小镇，不像城市那样充满了稍纵即逝的机会，也不像农村那么空落、凋零、灰扑扑，它悬置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以日常生活景观而言，就是“城乡结合部”。颜歌曾经说过“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意”，郑在欢则在访谈中自称是城乡之间的“破壁者”，试图构建一部部迷幻又真实的“城乡结合部残酷文学”。

    颜歌和郑在欢的作品带有青春伤痕文学的一些特征，这从书名的题眼“伤心”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以幽谧细致的笔触讲述女性被束缚的命运，《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以诙谐与荒诞共舞的方式，呈现粗粝土地上肆意生长的生命。可是，对于小镇居民而言，“伤心”不是常态，没有那么多故事性，在小镇，每天发生的事情，归根结底，不过就是——生活。

    擅写小镇“生活”的当代小说家，曹寇应当名列其中。尽管我只读过他这一部作品，叫《鸭镇往事》，我已经发现，这位作家有着对生活、对文学、对人本身的透彻的理解力，以及不动声色的、清晰到位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果说，小说大多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情节的跌宕起伏，讲究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在曹寇的小说里，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这些，他仿佛就是贴着“生活”本身来写的，就是作为叙事者，徐缓地告诉你，鸭镇发生了哪些事情。他的讲述又不是写实主义的，他无意于描写婚姻、家庭里那些一地鸡毛的场景，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容易疏忽的、别人感觉不到，只有当事人自知的某些事情，使得我们的阅读产生陌生化效果。某时某刻，人的情绪开关突然不经意地被触动了，于是，事情就发生了。

    《鸭镇往事》收录了曹寇的16个短篇小说，一部以长三角江边小镇为背景的小说集。举个例子，《鸭镇疑云》，说明我对曹寇小说的看法。

    故事的发生时间是1996年。小混混张亮喜欢刘宾汉老师的女儿刘婷，致其怀孕退学，刘老师严厉拒绝了上门求亲的张父张母，张亮与刘宾汉在众目睽睽之下斗殴。不久，刘宾汉被人谋杀。谁是凶手？张亮的嫌疑显然最大。写到这里，叙事者突然移开了线路，讲起了住在鸭镇西边村里，一个叫刘刚的年轻人。刘刚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他结交了一位在鸭镇的女笔友，怀着一腔情意去找她，可是，她避而不见，从早到晚，他走了很多路，都打听不到她在哪里。多年以后，刘刚因经济犯罪被捕，同时交代了当年他杀死刘宾汉一事。

    这篇小说最生动的一段描写，是作者用了大约800字描述刘刚经过刘宾汉家门前听到屋内鼾声时受到刺激。“屋内传来了鼾声，巨大的鼾声，那种你可以看见鼻腔和呼吸道里胶着着各种浓痰、粘液和垢污的鼾声。”“鼾声像海浪一样将他全身打湿”，“又如岩浆一样灼烫”。刘刚难以忍受，翻进围墙，用铁锤将素不相识的刘宾汉的脑袋敲碎了。

    这篇小说让我依稀有种读卡佛的感受，无论是写作瞄准的对象，还是简练朴素又精准的语言风格。刘刚杀人的过程，张亮蒙冤后的心理与行为，这些原本可以大加渲染的情节，统统一笔带过。因为，作者知道生活将我们撕碎的多种方式，不一定是“杀人”这种戏剧化的冲突，而可能是一直被某种氛围所笼罩的人，突然被某种意象击中，所谓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曹寇的小说要阐明的，不是强压在人们身上的巨大伤害，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迷思。小镇生活是在凝滞黏稠的时间与空间里无聊地度过的，曹寇致力于揭示那些具体的、世俗的、庸常的小镇居民，他们是少年时代的同学，离乡打拼的女青年，迷恋钓鱼的中年人，往返于乡镇和市区之间的打工者，相互依赖又彼此厌弃的亲朋好友，事业和情感都存在竞争的青年教师……他们普通、平凡，不具备成为小说主角的特质，而曹寇将他们纳入了文学的范围，不作任何道德评判，避免艺术化的加工，诚实、冷静、客观地审视生活本身。

    在这些小说里，人们聊着天，不外乎工作收入，兴趣爱好。有些人不想说起过去，因为那只摆在床尾的、飘着臭气的粪桶，仍然在记忆里彰示着贫穷的家庭出身。有些人赶着相亲，想要迅速组建家庭，尽快在拆迁前多分几套房。313路公交车始发于鸭镇中学，兜兜转转，到达市区，这么些年，一路上总会发生些事情吧，不过就是些谈资，男男女女的段子八卦。饭局也是人群聚堆的地儿，说说笑笑，谁都会有些真真假假的可说不可说的故事。鸭镇中学来了几位新老师，本地人没能跳出小城，依然要在这里捧好这口铁饭碗，外地来的老师却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在此地找朋友、结婚、生孩子……

    曹寇的小说创作，具有文学与现实的“互文”对应，但是，作品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不是放任自己或引导读者沉湎于“伤心”的层面。我想起梅洛-庞蒂关于小说的一些评述：“真实的事情不必是传奇的和优美的”；“它可能是消失或淹没在社会进程中的一种生活”；“小说只能依据真实的小事情”；“小说利用它们，像它们那样进行表达，即使小说离不开编造，它所编造的东西仍然是虚构的‘小事情’”。我想，《鸭镇往事》诠释了小说创作的一种可能，关于“小镇叙事”可以怎么写，曹寇显示了成为优秀小说家的才能。不过，紧贴着生活层面的叙事，也是有缺点的，在深度和超越性上是有所不足的。虽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位小说家都能完美地处理好“轻”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