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魏玛遗产的一次真挚努力

    ■孟钟捷

    在德国的地理版图上，魏玛（Weimar）不过是一座中部小城，人口仅有6万。但在德意志的精神长河里，魏玛却拥有着两盏照亮现实与未来的明灯：一盏代表着古典精神，直通18世纪末的歌德世界；另一盏代表着民主共和理念，与20世纪的一场伟大政治实验息息相关。特别是后者，由于它最终乾坤倒转，不幸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先声”，尤其引发无数好奇者，以至于“魏玛”有时居然变成了“政治混乱”的最佳隐喻。

    事实上，把魏玛与纳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不过是史学界的一种陈旧观点而已。在20世纪30-50年代的论述中，类似逻辑比比皆是。它甚至影响到联邦德国的自我认知，一度喊出了“波恩不是魏玛！”的口号。的确，纳粹党诞生于魏玛时期，希特勒上台也同《魏玛宪法》的“总统紧急权”密不可分。但这种时序上的先后关联，并不能直接判定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价值，更勿论它在德意志历史、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真实地位。

    从1960年代起，魏玛研究出现了大转向。学者们开始把魏玛德国作为独立的历史时期来加以剖析，而“希特勒夺权”则被视作共和国谢幕的众多可能性中最终变为现实的一个选项。由此，魏玛遗产的价值便从“纳粹前奏”转向了“体制检讨”的深层讨论。在这一领域，欧美史学界在半个多世纪里出现了大量精品力作。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D.韦茨（Eric D. Weitz）的《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正是重估魏玛遗产的一次真挚努力。

    与其他专著相比，这本出版于2007年的魏玛研究最新成果之所以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用词优美、图片精良甚或大段珍稀引文，而且更在于它的问题导向、谋篇布局与观察视角极具创新性：

    “魏玛共和国何以失败？”这一经典的问题意识，在韦茨笔下，转变为“民主制度何以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作者在序言中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民主制度和相关人士屡遭无情甚至恶意攻击之时，会发生什么？”“当政治成为谋求极权统治的战场之际，会发生什么？”“当某些群体遭受强烈谴责并被边缘化时，会发生什么？”“当传统保守派与激进种族主义右翼交换利益，给予这些右翼势力靠自身永远无法取得的合法性时，又会发生什么？”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作者试图说明，魏玛民主包容了右翼势力，而后者却同新兴极右翼势力合作，把共和国推下了悬崖。这一指向比以往追究客观因素的若干讨论更具针对性，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欧美社会“恐左”氛围的无情揭露，同时也恰当贴近了德意志社会在一战后未能成功经历思想改造的保守心态。

    传统的三段式分期写作架构，被韦茨的横向布局取而代之。在常见著述里，如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1955年）、德特勒弗·波凯尔特（Detlev Peukert，1987年）和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ckler，1993年）等的权威作品尽管采取了不同的时间构型，形成了彼此各有特色的叙事节奏，但魏玛共和国总是被一分为三：即充满危机的“开端”（1918-1923）、短暂的“黄金中期”（1924-1929）、急转直下的“尾声”（1930-1933）。与此相反，韦茨的叙事框架淡化了历时性特征，而是展示了彼此交错的横截面，为读者一一描绘了城市发展、政治实践、经济变迁、社会心态、文化创新等，甚至包含着最近一二十年方兴未艾的身体史的研究成果。就此而言，该书为国内学界带来了更多有关魏玛研究的新启示。

    在最后一章总结魏玛遗产时，韦茨贡献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点：“全球视角”。诚然，早在波凯尔特的笔下，魏玛作为“现代性的危机”，已被赋予了一种高于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意义。但如韦茨那样高度关注魏玛经历对那些流亡者——如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等人在世界各地的再创造之影响，却是极为罕见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的这些讨论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全球性思想流动的精彩一幕，体现出魏玛不仅仅是德国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记忆，更应被视作世界舞台上曾经绚烂开放过的精神之花。在这里，魏玛德国的兴衰既有现代性的双重特征，又体现了全球性的多维影响。

    就整体而言，韦茨的著作突破了长久以来德国史研究中有关“德意志特殊道路论”的固有结论，即不再认为那些体现历史延续性的封建残留（如旧式权贵与帝国精英、非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共和国覆灭的“必然条件”，因为魏玛不仅提供了一连串走在时代前沿的“希望”，而且还为后世留下了依然值得尊重的“解放性尝试”。与此同时，它也否定了所谓“敌人过于强大和狡猾”的偶然性论调，因为魏玛民主作为制度而言并不是完美的。作者不止一次地指出，所谓的“民主制度”仅仅依靠选举是“有局限性”的。在缺少民主信念、民主文化以及基本共识的社会中，程序民主最终导向的是反民主精英利用特权来瓦解民主体制。作者在最后是这样警告读者的：“对民主的威胁并不总是来自境外之敌。他们或许来自内部，来自那些拥抱民主语言、使用民主机构所赋予的自由，却企图颠覆民主实质的人。魏玛提醒我们，也要警惕这些人。随之到来的，或许非常糟糕，甚至逸出我们的想象。”

    当然，韦茨的讨论并不代表着魏玛研究的“终结”。限于篇幅，韦茨并不能深入到共和国的每一个社会阶层，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世界，例如共产党所代表的蓝领工人就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同样，韦茨虽然从身体史的视角发现了少数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运动发展，但对族裔、信仰等其他身份政治所引发的冲突不置一词；再者，韦茨谈到了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却对公共历史文化中的若干现象缺少敏感性，例如有关一战的记忆之争、革命纪念日的缺失等问题。

    在涉及魏玛德国的评价问题上，科林·斯托勒（Colin Storer，2013年）甚至提出了更为耐人寻味的问题：“魏玛失败了吗？”因为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对于魏玛失败的种种批判不过是从德国史的角度出发，且是同英、法等国加以比较的结果。但斯托勒指出，如果把魏玛共和国与东边的邻国相比，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我们会发现，德国抵御反动力量的时间更长，也留下了更为持久的遗产。从这一点而言，魏玛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孕育产生的“新民主体制”中最顽强的一例。

    不管怎样，围绕在魏玛德国兴衰问题上的讨论一定还会继续下去。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思，的确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留下的教训和经验。但简单的类比和混淆时空条件的历史隐喻，却是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和不断避免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