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回来的

    ■陈果

    为什么总是往农村里跑？朋友这么问，言下之意，目光“总是”落在农村，视野未免狭隘，而生活是何其雄壮广阔，一个写作者理想的状态是把格局打开。

    这时候才发现，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时断时续的业余写作竟已有十二年之久。而且真的如他所说，这么多年来，我的笔触几乎都停驻农村，即使偶尔离开，也只是如同到田边喝了一口茶，偷了一会儿懒，终是又站回了田间地头。下地要干活，要看庄稼长势，要讲收成。我的耕作说不上勤勉，田地里菜果稀疏，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让人满意的获得。但是既然挽起裤脚，扛起锄头，出了院门，这一天、这一季、这一年、这些个日子的去向总得有个交待，哪怕只浇得薄地半亩，只摘了仨瓜俩枣，不必非要等到秋后，该划拉的算盘珠子还得划拉两把。

    我从大地上抓回，和文字揉和在一起的第一把土，来自大凉山上二坪村。李桂林陆建芬误打误撞去那里教书，把夫妇俩甚至两个儿子的命运同一个毫不相干的村庄、一所停办多年的学校嫁接在一起，偌大的中国为之感动。作为乡党，那时还算热血也还是名副其实的青年的我翻山越岭去给他们献花，不过只是为了给奔突在肺腑间的敬意找寻一个出口。去了才发现，一束花的保鲜期和他们长年累月的坚守，是一粒沙面对一条河、一棵草致意一座山的虚妄轻佻。是他们内心的丰饶感染了我，是二坪村肉眼可见的变化鼓舞着我，十二年间，我七赴二坪采访，为夫妇俩也为他们扎根其间的凉山厚土，写下短短长长的篇什。

    二坪之行是时间上的长路，关注芦山地震灾区，则是命运里的深蹲。这里的“命运”指向他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于乡村。从废墟上站起，在灾难中重生，我的所听所见所写，故事都生成在这根藤上。然而正如一棵大树除了主干还有分枝，他们曾经的忧郁、愁苦和盼望，同样是我不敢忽视的部位。除此之外，自那时始，我已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在能否脱贫、何以脱贫的视角之下，观照他们共同面对的命运，和作为个体，在命运河流中的沉浮。当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早在2015年底，国家已就脱贫攻坚做出了明确安排，而“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重建目标中的最后一句，更是与脱贫攻坚的进程设计无缝衔接。地震发生不久后的第一次，以及时隔三年的重访，我都在芦山灾区盘桓数月之久。两次深蹲写下两本小书、若干短文，由此，更多是出于自我安慰与自我激励，我勉强确认了自己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身份。

    正是这样一种无关职业的身份认同，驱动着我一次又一次向古路出发。作为一个悬崖上的村庄，在广袤中国的广袤农村，古路是一个极其平凡又极其特殊的存在。立足它的平凡，照顾它的特殊，记录下它脱贫进程中的艰辛曲折，刻画下它嬗变后的身姿和表情，也就由一个幽狭的通道，进入了一个历史的现场。有了这样的憬悟，悬崖上的路不再漫长，与村民的共处日日新鲜；有了这样的憬悟，高密度造访古路两年之后，我的根本停不下来的双脚又一次向着二坪出发，也就显得自然而然。李桂林和陆建芬是我重访的对象，而我所要聚焦的，不再只是夫妻二人。精准扶贫的大幕刚刚收拢，乡村振兴的图景已经展开，时代的洪流，剧烈地冲刷着乡村的堤岸。旧的还没有完全刷新，新的既充满诱惑，又因盲盒似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带来更多光和希望，带来躁动与不安。在这样的时间交汇之处，在这样一个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故事主题的乡村幕景上，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于我，是无法压制的诱惑。

    我去了达瓦更扎，一个与天齐高的地方。村支书杨朝军垫资百万修筑村道，村道通向牧场，也通向村民让日子也如牛飘奶香的美好愿景。我去了夹金山下的雪山村。村姑田姐别具慧眼开民宿，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网红打卡地。我去了大渡河畔的石棉县。从1989年开始，牙科医生杨仕成捐资近两百万元，无偿资助品学兼优的农村困难学生三四百名。我去了被无边果园包围起来的梨园乡大地村。王天兵曾经穷得叮当响，但是如今，他和村民日子过得如同亲手种下的糖心红富士。我去了窑火熊熊复熊熊的古城村。黑砂重光，不光是手艺人的信心回归，也是文化和乡村共生关系的重新梳理。我去了浴火重生的北川县。驻村干部和帮扶企业一开始是“猫和老鼠”，到后来则成了“鱼和水”，关系转折处，见证情和义。我去了咖啡飘香的南海之滨。在那里，我看到科技之光照耀田野，看到枝头的果实如心房颤动……

    是的，我还没有回答朋友，为什么总是往农村里跑？然而，或许，我又已经回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大戏正在上演，生旦净末，说学逗唱，主题的宏伟，情节的繁茂，节奏的激越，角色的隽拔，舞台的宽绰，让如同一粒细沙的你，很难不随情感的洪峰奔流。这却不是此情此境下的乡村对我制造出难以抗拒的吸引的根由所在。真正的诱惑来自血液源头，来自遗传基因，来自一个人对于来路的感恩，对于故土的怀念，来自并非人所独有的共情能力的鞭策。乡村养育了过去的我们，还将给未来的我们提供不可断绝的物质与精神。我们回乡，在补给和求索，也是补偿和回馈。

    这些年从乡村带回的非虚构故事，我按体态胖瘦收进两个集子，短篇合集《乡村里的中国》承蒙四川人民出版社嘉勉，中篇合集《凉山少年》幸得四川文艺出版社厚爱。这些文字有的来源于业已出版的长篇作品，有的发表在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它们在另一个时空的聚首让我想到，正月里，从远远近近回乡的伙伴，亲亲热热地坐了两桌。

    我托桌上人们给朋友一个庄重的回答，也请他们为自己十二年的乡村之行做一个盘点。而我，和他们一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中国乡村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篇章的书写者和见证人。

    我还会回来的。不久之后，以及最后。